苏云，这个名字，源自陶行知笔下，宛如那朵随风轻盈飘渺的云朵。细细咀嚼，其中似乎隐约流露出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涩与凄凉之感。身为项英的子女，项苏云与父亲共度的时光不过短短12个昼夜，至于母亲的形象，在她的记忆中几乎是一片模糊，宛如空白。偶尔回首往昔，心中不禁泛起丝丝哀愁，然而在那段岁月里，遭遇相似境遇的又岂独我一人。”项苏云轻扬手臂，仿佛不愿让那份情绪扩散开来。

项英将军的英勇事迹，自六十余载光阴荏苒，始终激荡着项苏云心中的敬仰之情，她迫切渴望能踏入新四军纪念馆，一睹英魂风采。然而，参与与新四军有关的研讨机会却不多。“关于我父亲的往事，我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因此我作为项英的女儿，不愿卷入任何争议。对我父亲的功过是非，我将交由历史去评判。历史自有其公正，真理必将显现，谬误终将大白于天下，我愿意接受历史的最终判决。”如今，已步入77岁高龄的项苏云对许多事情已趋于淡然。

项苏云摄，2008年黄宇

漂泊的云

那些洞悉我过往之人，常对我那条充满个性的生命轨迹投来充满好奇的目光。我常常陷入沉思，从特定的视角审视，我与父亲项英的生命轨迹，实则交织成一幅我国波澜壮阔岁月的生动画卷，成为那段历史的生动缩影。

我的生命画卷，起初在上海劳工幼儿园缓缓展开，那是一所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立的孤儿院。那时的我，年幼不过两三岁，对于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曾经的名字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记忆里一片空白。自幼在孤儿院中度过，我自然而然地以为自己是那群无依无靠的孩子中的一员，与身边的小伙伴们并无二致。因此，我并未察觉到自己有何特殊的不幸之处。

在那个年代，我对这一切浑然不觉，直到成年，我才逐渐拼凑出那些破碎的记忆。我生于1931年，母亲在我诞生的初期便将我托付他人，她孤身一人离开上海，踏上了前往苏区寻找我父亲——新四军军长项英的征程。我记得，有一年，我遇到了徐明清阿姨……姨（王观澜夫人）她曾提及，在上海那段岁月里，她竭尽全力协助母亲照料我。母亲不幸去世后，她便将我带到了浙江，并将我的监护责任托付给了在当地秘密进行地下工作的林迪生同志。(前兰州大学校长)然而，鉴于众人无力承担抚养我的重任，他们最终不得不无奈地将我送往陶先生的孤儿院安置。她们提及，我的乳名或许称作阿苗，至于我的弟弟项学成，他的小名则叫做阿毛。此外，还有一个在苏区失散的弟弟，人们习惯称他为阿狗。

“苏云”的名字还是陶行知先生给取的。陶先生的孤儿院开在上海英租界，可能觉察到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密切，英国人不让他再办下去。孤儿院要解散了，我记得女老师把我送到陶行知先生的家里，坐了没多长时间就离开了。她刚出门就被自行车撞倒了，陶先生很着急，赶紧叫人把女老师送到医院去。我听到后就在那里号啕大哭。

陶行知

我孤身一人。尽管陶行知先生享有盛誉，却不能时时刻刻陪伴在我左右。陶先生曾在江苏淮安创立了新安小学，那里的教师郭青因公务途径上海，陶先生便委托郭老师带我去新安小学。郭老师询问：“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陶先生稍作思考后回应：“就称苏云吧，如同江苏上空飘荡的一朵云。”自那以后，我便拥有了正式的名字：张苏云。至于陶先生为何给我取姓张，或许是因为张姓更为常见，而“项”姓则显得过于显眼。

回望往昔，陶先生理应深知我的身份。我的父亲早在1930年便毅然投身苏区，肩负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其崇高声望更是远播四海。陶先生面容凝重，向郭老师郑重叮嘱：“务必周到照看这位孩子。”对于我这个毫不起眼的学生，郭老师内心涌起不安，焦急地询问：“若发生意外该如何是好？”陶先生宽慰地说：“你只需全力以赴，遇到问题不必过分自责。”

新安小学，由陶行知先生亲手创立，其办学宗旨旨在为贫困学子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先生坚信，即便孩子们身处困境，他们亦应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众多家庭因经济困窘，无力支付学费，便以一袋米作为学费的替代品，亲自将其交给教师。校园虽简陋，宛若村中一座被遗忘的庙宇，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在那尊泥塑菩萨背后嬉戏捉迷藏的欢乐时光。夜晚，我便寄宿于一位农民的家中，与他的长女共度漫漫长夜，同床共枕。

繁华逝去，战火硝烟瞬间笼罩了徐州城，日军的铁蹄如狂风般疾驰而至。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毅然决然地将年长的学子们集结成新安旅行团，他们远赴各地，以表演的形式宣扬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在紧急的信件中，汪达之校长向郭青老师下达指令：局势愈发严峻，务必携带张苏云一同前往西安——除我之外，学校尚有一名孤儿，但汪校长仅允许你携带我一人同行。我想，陶先生已向汪校长详尽地阐述了关于我的身世。

然而，郭青老师对我真实身份的真相一无所知；他始终坚守着对陶先生的承诺。他引领我一同踏上了货车的征程，随后我们又转乘了开往西安的列车，旅程得以无缝衔接。时至今日，那幕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火车穿越陕西潼关的夜幕，突然遭遇了风陵渡日军炮火的猛攻。列车内的灯光在一瞬间熄灭，乘客们屏息凝神，无人敢发出一丝声响。火车在漆黑的夜色中急速前行，幸运的是，我们最终成功穿越了危险地带。

初抵西安，一切对我们而言都显得那么陌生。在西安逗留了一个月之后，郭老师的经济状况变得紧张，手中的资金已所剩无几。他向我透露，有一所学校的儿童剧团有意邀请我加入，而他自己也在积极寻找一个教书的机会。就在我们讨论未来的出路时，郭老师收到了汪达之的来信。在这封信中，汪校长向我透露了身份的真相。他向郭老师说道：“只需将张苏云引荐至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一到那里，自会得到周到的安排。”

在西安的那段岁月里，公开谈论八路军仍是一种禁忌。当时，驻扎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由伍云甫主任领导，而他正是伍绍祖的父亲。郭老师在我透露自己是项英之女后，便安排我们在办事处暂作停留，实则是在对我进行身份的核实与审查。直到那时，我对“项英”这个名字才有了初步的了解。凑巧的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林伯渠伯伯也住在办事处，他与父亲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见到我后，他亲自发电报向父亲核实我的身份。在父亲确认无误之后，我和郭青老师才正式获得了批准，得以前往延安。

昔日时光，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广开大门，迎来了众多怀抱梦想的青年学子。他们乘坐着公开运送的大卡车，雄壮地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每次车队的规模通常在五六辆卡车上下。1938年四月，我迈入了一片全新的征途。那辆驶往延安的卡车，独具风格，车厢内除我之外，还有郭老师相伴。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及其一家四口，萧劲光的幼儿与刘志丹的千金，亦同车而行。此外，高岗与张国焘的公子亦加入我们的行列。他们原本准备去苏联，但是没能成行。虽然张国焘那时已经脱离共产党，但他儿子不相信，还是返回了延安。我记得他个子比较大，虽然路上比较颠簸，但他喜欢站着，扒着窗户往外看。

12天的父女

自小，我便习惯了在孤独中徜徉的人生道路，未曾料想，在这片延安的土地上，我竟然意外地与父亲重逢。

那是一个暮色四合的1938年9月傍晚，我和家人正围坐在餐桌边共进晚餐，未曾预料到，郭青老师不请自来，带来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我父亲已抵达延安，并且有专人特地前来迎接，以便我能与他相见。在那个刹那，我的心中涌动着既惊讶又喜悦的情感，我急切地想要立即动身，以至于连一顿完整的晚餐都未曾享用，便匆匆踏上了归途。

床上躺着朱爸爸。(朱德)刘爸抱小女孩。(刘少奇)紧抱在怀中的，正是刘爸爸的掌上至宝——刘爱琴。我依稀能够记起，那时的刘爱琴尚在六七岁之间，她身着一件绣有细腻小花图案的布旗袍，头顶梳着活泼俏皮的小童花发型。张浩向我透露，不久的将来，他将与朱爸爸携手参加为刘爸爸举办的欢迎盛典。

迟至后来，我才恍然领悟，父亲此番之行，实是从皖南的根据地出发，一路奔赴延安，以参加那届六届六中全会。延安为远道而来的与会者特别举办了一场热烈的欢迎仪式。仪式在八路军大礼堂庄重举行，我至今仍清晰记得，自己跟随大人踏入会场。尽管大礼堂的设施颇为简陋，众人只能挤坐在木条长凳上，但会场的气氛却异常热烈。我步入会场后，大人们相互致意，我却一个也不相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走向主席台前，转身面向整个会场，开始寻找我的父亲。陈云步履匆匆地走向我，脸上挂着深深的忧虑，关切地问道：“苏云，你是在寻找你失散多年的父亲吗？”随后，他将我引至一排座椅前，指向朱德身旁的一位长者：“老项，这位就是你的女儿。”他转过身来，脸上洋溢着喜悦，兴奋地对我说：“看，这就是你的父亲！”

回忆里，我依偎在父亲的怀抱中，被安置在他的膝上。我们相视而笑，他轻声询问：“孩子，你多少岁了？你叫什么名字？”——这样的提问仿佛是在查询一位陌生孩子的基本信息。他询问我何故，我遂坦诚相告，我的表情中并未显露出过多的情感波动。尽管我常对身边的小朋友心生羡慕，他们能依偎在父母身旁撒娇，但当父亲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心中却涌起了一抹羞涩。我已年满七岁半，这是第一次与他见面。会议落幕之后，父亲提出要带我一同回家同住，然而，我和父亲之间尚存着些许生疏，我难以立刻应允，于是便以宿舍的同学还在等候我为借口，巧妙地拒绝了他的提议，并表示我需要先行返回学校。于是，父亲便派来了警卫员，将我送回了学校。

第二日黄昏放学时分，父亲亲自莅临学校，来接我返家。他先将我引至自己居住的窑洞，随后我们一同前往保育院探望弟弟。弟弟比我提前数月抵达了延安。如此一来，父亲、我，以及比我年轻四岁的弟弟，在延安得以团聚。然而，遗憾的是，弟弟在夜幕降临之际常常泪水涟涟，渴望寻找到保育院的阿姨，这令父亲整夜辗转反侧，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将他送回保育院。

郭老师滴酒不沾，从不沾杯！两位长辈相互对视，笑语中流露出无比的和谐。

立于延安中央组织部门之畔，马海德医生为我家三口定格的那一幕，不仅成为了我们此次重逢的不朽见证，更成为了我与弟弟、父亲之间仅存的珍贵全家福。照片中，我头戴的帽子，正是父亲抵达延安后赠予我的那份无价的纪念品。家中充满了欢声笑语，营造出一片温馨和谐的气氛。有人后来回忆说，在这张照片里，父亲的笑容格外明媚，堪称项英先生生平中最璀璨的瞬间。那份喜悦在他的面容上显露无疑，他特地让人冲洗了多张这幅照片，慷慨地分赠给亲朋好友。在那个充满岁月韵味的五十年代，我有幸踏入了邓妈妈那温馨的家园。我有幸亲眼见证了这张承载着深厚历史意义的照片。邓妈妈慷慨地将其赠予了我。

那晚，郭老师亲临，告知我父亲将担起新职，即将踏上告别延安的征程。为了能与我会面一次，他在白天特意赶到学校。然而，因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学校已迁往山中继续授课，我们终究未能觅得合适的时机来进行告别，只能匆忙间挥手道别。

纵使父亲与我相隔千里之遥，我仍能深切感受到他那无处不在的关爱与呵护。半月之后，西安的友人将父亲赠予的物品转至我手：一封洋溢着深情的家书、一筒精挑细选的饼干，以及一副保暖的手套。每当有成群的新四军战友抵达延安，他们总会不辞劳苦地抽出时间，莅临学校探望我。薛暮桥的夫人罗琼在延安偶遇我时，激动地赞叹道：“有这样出色的子女，项军长心中必定洋溢着喜悦！”若干年后，我重返故地，特意前往拜访陈丕显伯伯。令人惊喜的是，他竟然特意召唤夫人一同与我相会。原来，在我父亲提起，我的容貌与陈伯母颇为相似之后，陈伯伯便铭记在心。然而，显而易见，陈伯母的容颜美丽胜过我。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最令我遗憾的莫过于与父亲共度的时光仅限于那短短的12日。即便时至今日，我对父亲的性格并无深刻而直接的记忆，但“慈父”这一形象却如同影子般，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海中。

父亲与“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跌宕起伏，如今已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深入研究。身为一名工程师，我对党史的认识起初相当有限。直至20世纪90年代，我才逐渐踏上探寻这段历史篇章的征程。

1939年，项英、周恩来、叶挺三位杰出的领导同志，从左至右依次落座，在皖南的土地上共聚一堂，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在“皖南事变”的战火纷飞中，父亲固然在指挥上存在一定的疏漏，然而，针对他因错失战机而遭受的指责，实则源于对中央决策的误解。他始终坚定地遵循中央的指令，迅速指挥部队进行转移，这无疑是对中央决策忠诚执行的生动体现。王辅一博士，在军事科学院内，对项英的研究情有独钟，成为了一位专精此道的专家。他深入钻研那些黑白电文，力图揭示历史深处那段尘封往事的真实面容。中央发出的电报内容及项英的详尽回复，均已完整记录于档案之中。“蒋介石的决裂与汪精卫的拉拢，使得局势逐渐好转。蒋介石对我方已无有效的对策。你们的北撤，更是迫使他不得不作出让步。综合当前形势分析，蒋介石及顾祝同（祝同）均不会对你们设置障碍。因此，现在即可分阶段进行转移，直至12月底完成转移，时间上尚属充裕。”在事变即将爆发的临界时刻，即13日当天，中央依然向他和叶挺发出了“拖延为上策”的电报指令。由此看来，对项英因滞留未能及时行动的指责，显得颇为不妥。事实上，中央一直在指导他实施拖延的策略。遗憾的是，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先生已驾鹤西归，昔日那些至关重要的中央电报，均出自他的妙笔生花。

1941年1月，父亲率领部队历经重重磨难，终于成功突破重围，随即隐蔽于深邃的山洞之中。据身边人士回忆，当时父亲站在山顶，内心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对新四军所受的重创深感责任重大，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他立下庄严誓言，承诺归来后将深刻反省，以期东山再起。凶手名叫刘厚总。3月23日夜晚，父亲、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同宿一室。翌日破晓时分，刘厚总举枪射杀了父亲和周子昆，并将他们随身携带的用于军费的金银财宝、手表以及枪支一并劫掠。而身受重伤的黄诚却奇迹般地躲过了死神的魔爪。

刘厚总的形象，与电视剧《新四军》中的描绘略有出入，他并非项英的贴身副官。根据我父亲秘书顾雪卿的回忆，刘厚总曾在军部副官处负责马匹的管理，平日与项英鲜少有过交流。然而，在“皖南事变”的激战突围中，两人在山沟的偶然相遇，才开启了他们之间不解之缘。刘厚总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射击技艺精湛，堪称游击战中的佼佼者。正因如此，当刘厚总恳切地请求留在父亲身边时，父亲毫不犹豫地应允了他的请求。父亲率众力挽狂澜，成功闯过重重关卡，然而刘厚总却堕入了绝望的深渊，心情沉重得如同铅块，反复念叨着“一切都结束了”，因而心生邪恶的念头，意图谋财害命。这无疑是英雄末路的悲哀，他父亲生前威名远扬，未曾败于敌手，却不幸在同事的利刃下丧生。

刘厚总在下山途中不幸落入国民党势力之手，却并未享受到任何特殊待遇。在漫长的囚禁岁月里，他终于重获了自由。随着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浪潮席卷而来，他选择了隐匿身份，四处漂泊。然而，据传言，1952年8月初，他在江西南昌被当局逮捕，不久后便遭遇了不幸的结局。

如今，关于叶挺与项英之间的冲突，已有众多论述，而“皖南事变”也被部分观点视为他们分歧的直接导火索。传闻在党内的秘密集会上，叶挺常遭忽视。在其子女所著的回忆录中，叶挺偶尔在闲暇时分，手持相机四处漫步，其神情中透露出一种无依无靠的落寞。整体来看，叶挺在 新四军中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明显的孤立感。

我对这一现象感到困惑不已。回顾历史，叶挺确实在早期有过离开党组织的记录，但他在“皖南事变”之后的表现充分展现了他的忠诚。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项英对他保持警惕并无不妥。时至今日，即便在党内党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仍有分歧，更不必说那段充满变数的岁月。若从父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他不过是过于坚定地遵循党的方针政策而已。

鉴于叶挺同志当时已经失去了党籍，未经其本人同意，便以他的名义签署文件，显然不宜让他进行审阅。我的父亲，时任政委，便主动向中央提出建议，在来文来电中增加叶挺同志的名字，以确保新四军能够得到共同领导。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对叶挺同志也倾注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确实是一同经历了艰难困苦。叶挺同志多次产生离开新四军的念头，这并非仅仅是由于与父亲个人之间的矛盾。项英同志成功突围后，依然对叶挺同志的安全感到担忧，便转身追寻他的踪迹。遗憾的是，在叶挺同志下山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不幸被蒋介石当局拘禁。

叶挺将军的遗子叶正大，有幸与我一同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求学之路。在那段充满青春活力的留学生涯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我们之间的友谊根深蒂固，他屡次轻柔地抚摸我的肩膀，话语间洋溢着坚定的信念：“就让我们将那些前辈们的恩怨抛诸脑后，我们之间的这份情谊，定将亘古不变。”我们彼此凝视，不约而同地流露出了心有灵犀的微笑。

事变突起之际，我与父亲以及其他同志不幸失联，父亲的安危如同被浓雾笼罩，难以捉摸。即便如此，上级仍旧草率地拟定了对项英、袁国平的错误评判。直至陈毅在会议上详尽剖析了“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这一错误决定才未能获得“七大”的通过。此事亦有力地反驳了那些关于项英与陈毅之间存在“重重矛盾”的毫无根据的言论。1945年，陈毅将军莅临延安，参加了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在那期间，他选择在李富春先生的窑洞中下榻。他对我和我的弟弟关怀备至。佳节将至，蔡畅妈妈亲切地握住我们的手，引领我们前往向陈毅将军拜年。她高度评价我们是新四军的继承者，并提议赠送我们压岁钱。陈伯伯听闻此言，欣然应允，随即从怀中掏出1万元边区币，每人分发了一份。1956年，我学成归国，得知陈毅伯伯正在北京饭店参加一场舞会，我便特意前往拜访。陈毅伯伯一见我，便迅速与舞伴告别，紧紧握住我的手，在舞池中轻盈起舞。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自豪地向众人介绍：“这位是项老的女儿，项老的女儿。”他对我的体贴入微。一旁的女士好奇地询问：“这位是哪位项老？”陈毅伯伯带着四川口音回答：“项老，自然是指项英。”若陈毅伯伯健在，他必定不会容忍任何试图破坏他与父亲关系的言论。

尽管该草案决议在“七大”上未能获得赞同，其传播范围仅限于新四军内部，然而，它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评价父亲形象的重要依据。在解放战争的曙光初现之际，项英的声望急遽下滑，而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在我父亲的革命生涯中，关于他的记载寥寥无几。父亲是中共“二大”的12位代表之一，但在相关的介绍名单中却鲜少被提及；他在“二七大罢工”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但在记录这一事件的影视作品中，施洋与林祥谦的形象被过分放大，而忽略了施洋正是由项英引荐加入党组织这一关键事实。在陈丕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他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时，特别指出并纠正了这一遗漏项英的错误。在“文革”的狂澜之中，上海城内城外随处可见“项英实为大叛徒”的醒目标语，赫然张贴于显眼的位置。数载之前，一部小说以《皖南事变》为背景，对项英的形象进行了失实的丑化渲染。鉴于资料匮乏，我未能对其描述提出有力的反驳。然而，新四军一百多位资深干部联名发出信函，对这种描绘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这才使得该小说最终被禁止再版。我深信，关于我父亲的评价，历史终将给出公正的裁决。

1941年，"皖南事变"的战火弥漫，我所能够做的，仅仅是得知父亲音信全无。直至1945年，陈毅将军在延安会议的间歇，才将父亲英勇捐躯的噩耗传递给了众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悲痛，我似乎并未有过多的哀戚。我是项英的女儿。

母亲之谜

1938年，郭青老师带我踏上了延安的土地。那是我首次得知，母亲仅在上个月刚刚抵达延安，留下幼弟后便默默离去，从此音讯全无，她的身影也再无人得以一见。因此，我与母亲重逢的机会，就这样与我失之交臂。

瞿秋白

母亲的命运之路，在某种程度上与瞿秋白紧密相连。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最终以失败告终，敌军将一万余人围困。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年事已高的何叔衡，以及怀有身孕的母亲，与中央苏区妇女部长周月林并肩撤退，力图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遗憾的是，何叔衡英勇牺牲，而瞿秋白、周月林与母亲不幸在福建落入敌手。在被掳之际，母亲与同伴巧妙地隐瞒身份，改头换面以自保，即便在残酷的审讯之下，也未曾暴露丝毫破绽。他们在囚禁中度过了三年漫长的岁月，而我的弟弟便是在这幽暗的牢笼中降生。正当母亲与周月林即将重获自由，瞿秋白亦将重见光明之际，国民党却意外揭露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随即对他进行了残忍的杀害。

瞿秋白化名“林琪祥”的身份之谜，始终笼罩着一层令人费解的神秘面纱。近期，有官方出版物发表了类似内容，提及我母亲出狱后急于寻找父亲项英，然而她刚放下行李便遭遇了严苛盘问：“瞿秋白的去世是否与你和周月林有关？”看到母亲紧张的神情，父亲错误地以为她是背叛瞿秋白的人，情绪失控之下，竟然掏出枪支，将母亲射杀。但这一说法缺乏依据，纯属传闻。

在着手编纂父亲传记之际，军事科学院的学者王辅一专程拜访了曾身为项英警卫排长的李德和。李德和回忆起那段发生在1938年2月至3月的往事，那时项英正于南昌着手组建新四军。当时，项英的母亲张亮携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前往东南分局寻求援助。李德和随同项英从军部出发，前往分局与张亮会合。他们在一间屋内展开了深入的对话，而那个孩子则由李德和照料，在门外尽情嬉戏。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具体的谈话内容虽不得而知，但能清晰听到谈话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异常。项英面色凝重，实则并未发生枪决张亮的事件。会面结束后，项英转往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的居所稍作停留，随后便匆匆返回了军部驻扎地。自那以后，他与张亮之间再无任何交集。

王辅一亦曾亲临拜访，与那位昔日新四军军部秘书长、继而荣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先生进行会面。李一氓回顾往事，提及张亮在探寻项英下落的过程中，鉴于项英自1935年春季已被国民党军队俘获，且当时无法确切知晓其被俘后的经历，因此并未试图挽留她，仅是给予了一些金钱让她自行离去。我想，父亲或许在向母亲探究：瞿秋白不幸牺牲，而你却得以奇迹般生还，究竟是什么原因？同时，对母亲的境遇也充满了疑问。

事后方知，自南昌离别之际，那位意志坚定的母亲便毫不犹豫地将弟弟送到了延安。徐明清女士，曾是延安市的妇联主任，她仍清晰地记得，在我母亲携带着年幼的弟弟踏上延安的土地时，她以满怀的热情和细致的款待，热切地迎接了我们的到来。因此，“项英杀妻”的说法纯粹是毫无根据的谣言。然而，自那之后，她便彻底失去了音信，无人能够追踪到她的行踪。

1955年，瞿秋白同志的遗骨自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迁出，最终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其伴侣杨之华同志急切地向党中央写信，强烈要求追捕那些背叛瞿秋白同志的叛徒。相关部门迅速组成专案组，与瞿秋白同志一同被捕、且熟知其身份的周月林及其母亲张亮女士，很快便成为了调查的首要焦点。

周月林

周月林是一位传奇人物，早年曾被派到苏联学习过，与海参崴华工工作负责人梁柏台结婚，1931年经请求获准与梁柏台回国工作，把一双儿女留在了苏联，后来也下落不明。1934年，她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17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且是主席团中的唯一女性。她曾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的重要成员，其资历甚至超越了邓颖超。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遭受严重挫败之际，考虑到周月林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她因此得以留任，承担起护送瞿秋白的重任。周月林不幸落网，被判处十年之刑，身陷龙岩监狱之中。直至1938年，得益于他人的担保，他方才重获自由。此后，他历经辗转，终归故里上海。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他投身于平凡的街道管理工作。然而，这份宁静并未持久。随着瞿秋白专案组的成立，1955年，周月林再次身陷囹圄，被送往秦城监狱接受再教育。到了1965年，他再次被判处十二年监禁，并被流放到山西的工厂服刑，在这段岁月里，他承受了无尽的苦难与考验。

周月林始终未曾放弃过申诉，直至多年之后的某日，有人在一份旧国民党报纸上意外瞥见了一条标题为“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首瞿秋白身份”的报道，这才终于揭开了瞿秋白被捕的谜团。原来，背叛瞿秋白的竟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的妻子，徐氏。到了1979年，周月林终于迎来了平反，她所遭受的冤屈历时整整25年。历经平反之后，周月林毅然决然地回到了丈夫的故乡——浙江新昌县，在此度过余生。1997年，这位年近百岁的周月林在新昌县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

略有慰藉的是，步入晚年的周月林享受了一段相对宁静的时光。新昌县对她倾注了特别的关怀，并安排专人进行了深入的访谈，最终为她撰写了一部传记。周月林回忆起，张亮出狱之时曾向她透露，他有意前往江西寻找项英。传记作家慷慨地将他的著作赠予我，然而遗憾的是，当我终于有机会逐一细读这些宝贵的资料之际，却已寻觅不到周月林的身影。更令人痛心的是，仅仅一年光景，她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初次步入延安这片土地之际，我方才知晓了母亲的姓名。那是在我七岁那年，父亲莅临延安探望我时，我的好奇心驱使我询问：“妈妈如今身在何方？”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妈妈已经走了。”话语落定，他旋即沉默。在场的亲朋好友也鲜少提及我的母亲，仿佛在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中选择了缄默。我的婆婆涂俊明，同样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战士，她曾于上海经营一家家具店，秘密地助力工人运动。她偶尔会提及：“你妈妈年轻时风华绝代，甚至胜过你。”

多年来，我始终未能真正目睹母亲的容颜。“文革”那波澜壮阔的岁月里，我有幸得以踏入上海，暂居于丈夫挚友的家中。一日，那位好友的一位老友来访，见面后突然提及，他曾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觅得母亲的一帧照片。他慷慨地为我复制了一张，自此，这张照片便成为了我随身携带的珍贵纪念。照片中，母亲那秀丽的容颜栩栩如生，而我与她之间唯一的相似之处，便是那下巴的轮廓。然而，尽管我拥有了这张照片，每次欣赏时，我的内心却并未涌起强烈的情感。未曾沐浴在母爱的温暖怀抱，亦未曾尝受过失落之苦。

近日，关于母亲的去向，我听闻了一则最新传闻。随着岁末将近，一位记者造访了公安部一位资历深厚的长者。这位长者曾在延安时期担任要职，并在康生的指挥下，参与过多项专案组的审查工作。他回忆说，他们曾拘押了一名男子和两名女子，疑其涉嫌托派活动，并随即展开了审讯。遗憾的是，他所负责审讯的那名男子最终被判处死刑，而那两名女子则遵从康生的指令，被处以绞刑。他透露，其中一名女性是项英的妻子，她曾出卖了瞿秋白。这一事件之后，他几乎因为种种理由险些被康生除掉。幸运的是，因为那些老干部均属罗瑞卿管辖，正是罗瑞卿设法从中周旋，他才得以幸免于难。待此消息辗转传至耳畔，我终于得以派遣专人引我前往拜访这位长者。然而，此时他言语已变得模糊不清，几乎难以辨认。基于我在延安的亲身经历，我对此观点的可靠性深信不疑。

直至年届七旬我才知晓此事，内心怎能不掀波澜？

在我所掌握的关于母亲的信息中，唯有她源自四川这一事实，但对于她究竟来自四川的哪个角落，我却是毫无头绪，因而我也无从追寻她的家族根源与身世之谜。我所知道的，是她与父亲是在投身上海的工人运动时相识，并由此坠入爱河，他们因共同的目标而结伴同行。今日的青年或许难以深刻体会前辈们的情感世界，但在我心中，对父母那一代人来说，理想之重，胜过一切。在必要时，他们甘愿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情感、家庭甚至生命。

延安岁月

1938年，我迈入了延安的沃土，随即被安排至由徐特立先生亲手创办的鲁迅小学深造。翌年，该学府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简称延安保育小学。延安保育小学，集结了革命英烈的嗣裔以及中共高级干部的子女。郭青老师曾远赴延安，在抗大潜心深造。学成归国后，他光荣地担任了保育小学校长的职务，从而成为了无数孩童心中那位慈祥的长者。

初至延安这片热土，我尚是稚嫩的孩童，年仅七岁。独自生活的艰辛对我来说，无疑是一大考验，幸好有一位保姆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我。那时，窑洞尚未普及，我们暂居于平原地区的平房之中。屋内，床铺由厚重的木板桌拼接而成，一间屋内能容纳十二三个孩子，宛如一片宽敞的通铺。我们这些孩子一同用餐，共枕而眠，共同度过了那段既充满军事化气息又洋溢着共产主义精神的日常时光。

在延安，我们随时都能看到毛主席，他对我们每个小孩都叫得出名字。有一次我们采了一大捧山花，我们跟老师说：“这些花真漂亮啊，我们把它献给毛主席好吗？”老师答应了。于是我们一群娃娃，排着队、唱着歌，向毛主席的住地走去。毛泽东在窑洞前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江青也在，她还从窑洞里拿出一桶饼干让我们吃。有时候想起来，还挺怀念那时候的延安气氛。

我全神贯注地发问：“此刻他正忙于何事？他所品鉴的是何种佳肴？”这份分神让我错失了演讲的核心，导致演讲不得不暂停，观众们纷纷笑出声。事后，返回校园，我受到了老师不留情面的批评。

近期，延安地区的水资源紧张，卫生状况同样堪忧，这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虱子肆虐的困扰。居民们习惯于在阳光下捕捉这些吸血的害虫，其中一位村民正在执行这一行为。更有甚者，当地居民甚至有以虱为食的风俗，他们认为虱子吸取了他们的血汗，因此有责任将其吞食，这也是那位村民之所以会采取那样行为的缘由。

自幼便在缺乏父母关爱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我逐渐磨砺出独立自主、意志坚定的个性。那些曾给予我关照的人，对我赞誉有加，而蔡更是对我特别青睐。(畅)妈妈、康(克清)任弼时妻子。纵使他们对我情深似海，然而毕竟非我亲生，我仍须自律自省，严守规矩，此理我始终铭记在心。

中央组织部对我们倾注了无微不至的关怀，陈云、李富春两位先生常邀我们至家中共度温馨晚餐。蔡畅的母亲更是视我们如己出，宠爱有加。在延安的时光里，仅需携带一把牙刷与一把勺子，便可确保在任何一户人家中，都能享受到热情的款待与丰盛的佳肴。

踏上延安的土地，我竟意外得知，原来我还有一个弟弟也在此地。我的弟弟项学成，竟是在狱中诞生的奇迹。幸得周月林的悉心照料，他得以顺利降生。我与弟弟之间的感情深厚无比，我们日常交流最多的场所，便是李富春与蔡畅的家中。

“孩子们游玩自是应当，但我的物品，还请各位切勿随意触碰。”记得有次，一位同学出于好奇，不慎触碰了物品，而我并未察觉到有何不妥。然而，蔡妈妈归家后，她却特意询问我是否有人曾动过她的物品。

午后悠闲时光，李伯和蔡阿姨常携我漫步窑洞坡后，我紧牵着李伯家的爱犬“路路”。途中遇见熟络的街坊，他们总会笑容满面地问：“你家有几口人？”我凝视着小狗片刻，随即回答：“我们是个四口之家。”听闻此言，蔡阿姨和李伯的女儿李特特都露出几分羡慕的神色，好似我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了更多的家庭温暖。

1943年，延安地区激荡起一场名为“整风运动”的风潮，随后，康生又启动了“抢救运动”，整个地区弥漫着紧张与恐慌的气氛。即便是我们这所保育小学，也未能幸免于这场动荡，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名为“肃清特务”的运动。在这段时间里，老师们严格禁止我们离校回家，我们必须滞留校内，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所谓的“运动”中去。教师与高年级学生均需接受严格的甄选，每位入选者需详尽阐述个人背景。若此环节未能妥善完成，难免引起对其身份的疑窦，甚至可能被误解为间谍；同学们亦相互监察，举报任何可疑人物。学校特意安排我们这些小学生前往礼堂，聆听那些表现出色的前辈们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我们这些略显青涩的身影坐在前排，与成年人一同高声齐喊口号。

弟弟向我细细述说了一桩往事：他们的老师将一名尚显稚嫩的小学生叫至一旁，对他提出了质疑，怀疑他是否是特务。那孩子坚称自己并非如此。老师见状，随即警告他，若不肯如实招供，便要他站在凳子上承受惩罚。在饥饿与疲惫的双重煎熬下，小同学终究体力不支，不得不向老师告发了一名人物。他回忆说，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大伯派遣了一位名叫李的年轻人来接他回家度假。途中，突如其来的暴雨使得河水猛涨，小李骑在马前，命令他紧紧抱住自己的腰，随后在马背上用力抽了几鞭，强行冲过了河。小同学对小李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他坚信小李很可能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为如果不是，他们为何会险些被洪水吞没，这显然并非善意的举动。

教师耐心地记录着小同学道出的真相，脸上立刻洋溢着喜悦之情，宣布他的任务已经完美完成，可以回宿舍休息了。然而，后来小同学震惊地得知，靖边县竟然将小李错误地定性为“特务”，使他承受了无尽的苦难。成年后，他对九岁那年的无知感到深深的懊悔，那场无心的伤害，给一位素未谋面的哥哥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

随着整风运动的波涛汹涌，师生们均被严格禁止擅自离校回家。经过数月的紧张氛围笼罩，局势终于逐步趋于宁静。

“这些孩子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他的疑惑引起了我的……我弟弟兴奋不已，尽管我努力劝说他，他还是忍不住兴奋地描述道：“学校的整风活动非常热闹，竟然有人被挂起来鞭打，大家还齐声高喊口号！”听到这，李叔叔脸色沉重且愤怒，立刻抓起电话，向中共西北局的高岗领导紧急询问：“在我们大人参与的整风行动中，为何孩子们会被卷入追捕特务的事件中，甚至遭受暴力对待？！”历经一周的漫长等待，西北局派遣的调查小组终于步入了校园。校方领导对因误判而遭受影响的教师们致以诚挚的歉意，并对于过往的错误表现出了深刻的反思态度。

自李富春与蔡畅踏上东北的征途，我便将我的信任交托给了任弼时。在他的悉心照料下，我在延安的岁月中，未曾尝受过孤独的困扰。

往事

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的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高岗的儿子高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和我一共21人。给我们送行时，领导对我们说，现在国家正在打仗，仗不要你们打了，由我们来打，你们去努力学习，回来好好建设新中国。

在苏联深造的岁月里，我们的专业选择无不围绕建设这一核心。叶挺将军不幸因飞机事故离世，他的两位儿子立志自主研发飞机，从而选择了航空学院。林汉雄先生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引用列宁的名言——“共产主义即苏维埃加电气化”，这句话对林汉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他选择了水电专业。然而，在那个“文革”动荡的年代，中央政府成立了一个名为“4821专案组”的机构，专门调查21位被指控为“苏修特务”的留苏学生，这个名字便由此而来。时至今日，我们这些“4821”的成员仍定期相聚，尽管各自身居高位，但在这些聚会上，身份的界限不复存在，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充满温馨回忆的校园时光。

我的丈夫林汉雄，不仅作为张浩之子身份显赫，更是我在苏联留学时期的那位亲密挚友与同窗。现今，众多人士将林育南、林育英与林彪三人并提，统称为林氏三兄弟。林家，一门声名远播的世家望族，林育南，林彪的胞兄，毅然成为林氏家族中首位投身革命事业的英勇斗士。他与董必武并肩作战，共同为革命理想而奋斗，均为那个时代的革命先驱，积累了宝贵的革命经验。林育英，正是林育南引进革命阵营的战友，在革命的道路上，他化名为张浩。至于林彪，则是林育英倾心培育和精心培养出的革命力量。尽管他们源自林家显赫的望族，然而在血缘的长河中，他们之间的亲缘纽带已逐渐变得较为淡薄。

张浩（林育英）

张浩，早年投身湖北工人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直至1942年离世，他一直对身边的亲朋好友充满期待，期望能在离世后安葬于杨家岭畔的桃花岭，以此日复一日地守护党中央与毛主席。在延安，中共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公祭仪式。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亲自将棺材抬到桃花岭安葬，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执绋抬棺。

在解放的欢腾时刻，林彪对张浩的遗孀，即我的母亲，始终保持着亲切和善的态度。然而，自林彪与叶群联姻之后，我们与林家的联系便明显减少。母亲私下里曾感叹，叶群将叶家的诸多亲族纳入自己的家庭，对待林家人的态度也随之变得较为冷淡。

毛家湾与林彪的相遇机会极为罕见。彼时，林彪的父亲尚健在，我们尊称他为“林四爹”。在拜访林四爹的途中，偶尔能瞥见林彪的侧影。林汉雄的长兄身为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在“文革”期间遭遇了波折，他心系北京，渴望能见到“林副统帅”。于是，我们拨通了林彪的电话，但他的秘书只赠予了我们几本《毛主席语录》。在婆婆和林彪姐姐的帮助下，我们与林家建立了联系。叶群转告了林彪的消息，表示他身体不适，只能交谈二十分钟。当林彪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他言谈不多，面容也显得疲惫。那时，我已经听说林彪在战争年代积攒了不少病痛，惧怕阳光和风拂。我们只是简短地寒暄了几句，并见到了林彪的两位子女，当时只知道他们叫老虎和豆豆，直到“九一三”事件爆发，才得知他们的真实姓名，分别是林立果与林立衡。

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余震波及四方，我家也无法置身事外。我家水电工林汉雄不幸被当局拘押，公安局的势力也无声无息地渗透进我们的住所。我自身曾被羁押整整一年，直至重获自由。我的婆婆，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斗士，对此事深感愤怒，她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寻求申诉的机会。

大约在1975年，一位久违的老友不期而至，向我们透露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据悉，江青与毛主席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因此寄往毛主席的信件可以直接交到他手中。得知此事后，我们立刻以家慈的名义向毛主席呈上一封家书，简要汇报了家中的近况。不久之后，水电部的代表前来安排，让我和家慈与林汉雄先生见面。原来，他一直被软禁在总后勤部的一个隐蔽地点，负责调查他的专案组成员众多。直到1975年10月1日，被囚禁了四年的林汉雄先生终于重获自由。然而，遗憾的是，我的弟弟在“文革”期间不幸受到牵连，于1974年因肝癌不幸离世。

沉寂已久的“项英”，近年来逐渐吸引了学术界和公众舆论的瞩目，对他的评价亦逐渐趋向于客观与公正。身为项英之女，我无意以个人身份介入其中，我认为，对其父亲的评价，还是留待历史去评判最为妥当。历史将验证一切真伪，我愿意接受它的评判。我坚信，历史终将揭示其真实面貌。我与父亲那一代人的往事，是共和国珍贵的一页记忆。愿那些令人心碎的故事，永远仅是这个国家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