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术，实在是高明至极！

无论是日本侵略军，抑或是中国军民，乃至其他国家的民众，均公认八路军、新四军为游击战术的翘楚，甚至尊称其为游击战的鼻祖，正是凭借这种战术击败了日军。尤其在众多影视作品中，提及八路军、新四军，便自然而然地将其与游击战紧密相连。

事实上，八路军与新四军在对付日军的过程中，除了运用游击战这一策略外，还有一种至关重要的作战方式，即运动战，然而这一战法却鲜为人知。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确立了针对日本侵略的作战策略：即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施集中兵力消灭敌军兵团的作战，并推进至平原地区展开游击战。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作战原则：核心是游击战，但绝不可忽视在有利时机下进行运动战的重要性。毛泽东对游击战的论述尤为丰富，其关于对日游击战的思想精华，主要体现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

《抗日游击战略》

毛泽东对抗日运动战策略亦有所阐述。在忻口会战中，国共联军与日军交战时展现了良好的协同作战。战役胜利后，指挥忻口会战的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赴延安拜访毛泽东，两人就日作战策略进行了深入交流。在讨论对日作战策略时，毛泽东强调了运动战作为对抗日军的一种有效手段。此外，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对话中，毛泽东也称八路军所采用的战术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在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第八章中，毛泽东更是详细探讨了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问题。然而，公众对毛泽东关于抗日运动战的理论认识尚浅，提及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作战时，往往首先联想到游击战。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究竟实施了哪些运动战？他们是如何发起和执行运动战的？毛泽东又是如何指导这一作战形式的？

一、抗日运动战主要通过正规军实施的游击战术来展现其特点。

首先，游击战行进的路程相对较短，仅需数里之遥，作战范围亦较为局限，多限于乡域甚至村界之内。相较之下，运动战的行进路程更长，有“七百里驱十五日”之壮举，作战范围亦更为广阔，可南至乌江之滨，北达长江之南岸。其次，游击战通常以小规模部队或非正规军参战，而运动战则往往集结大量兵力，甚至可达到游击战兵力的十倍以上。再者，游击战部队采取分散游击的方式，有时多路并进，完成任务后随即分散隐蔽，或转而执行其他任务。而运动战则倾向于集中优势兵力，且多由正规军担任，战斗结束后常进行休整训练，以备下一次的战斗。最后，游击战主要针对小股敌人，或扰乱运输线，或诱敌深入，或牵制敌人某一战线。而运动战则针对敌人主力部队，有时虽是敌人的一部分，但规模亦颇为可观。

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异同，实则相对而言。在抗日战争中，其表现形式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均有所区别。尤其在抗日战争中，运动战的路程相对较短，范围较窄，集中使用的兵力亦相对较少。这是因为各抗日根据地大多位于敌后，彼此分隔成若干小块区域，导致作战受地域局限，集中兵力也受制于部队数量。战斗多采用伏击、奇袭、夜袭等手段，力求速战速决并迅速撤离战场。尽管面临诸多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仍成功实施了多场精彩的运动战，而这些运动战常被误称为游击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取得的首次重大军事胜利——平型关大捷，便是八路军对日军展开的一场运动战取得的辉煌胜利。

第115师主力开往平型关。

1937年9月的尾声，沿着平绥路西进的日军抵达山西北部，相继占领了天镇、广灵和大同。为支援在山西抵抗日军的国民党军队，八路军主动发起攻势，打击敌人。当时，115师的主力驻扎在晋东北，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令，115师需从东线协助友军作战。115师师长林彪在思考如何有效配合友军打击日军。他不断派遣侦察兵搜集日军动态，并深入分析。林彪发现日军傲慢自大，轻视中国军队。更重要的是，他察觉到日军的后勤运输队在公路上毫无警惕地行进，护送部队不足。林彪决定先从日军辎重运输队入手，于平型关设下埋伏，给日军迎头一击，挫其锐气。1937年9月24日，115师主力在雨中从冉庄出发，向平型关东北的白崖台进发，并在小寨村至老爷庙公路附近的山地设下伏击圈。次日清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的辎重部队步入115师的伏击圈。八路军凭借地形优势，对日军发起了突然的猛烈攻击。他们充分利用近战和山地战的技能，对日军实施分割包围。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此役，八路军共歼敌千余人，击毁敌汽车百余辆，缴获大量辎重和武器。平型关大捷成为我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首个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目前，许多地区的游击战争，如五台山等地，都是由正规军派遣强大的支队进行拓展的。虽然这些作战通常为游击战，但起初便融入了运动战的要素。随着战争的持续，这种要素将不断加强。”

二、在抗日运动战中，最为关键的是以“有利条件”为基石而展开的战斗。

毛泽东提出的“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的战略原则，其核心在于运动战需以优越的条件为基石。这些有利条件涵盖了地形、地理位置、气候状况、兵力配置等多方面因素。尽管理想状态下这些条件均宜人，但在实战中，并非总能尽善尽美。关键在于，只要总体或关键条件对我军有利，我们便能够与日军展开运动战。在具体对抗日军的战斗中，许多有利条件往往需由八路军、新四军主动创造。即便条件不佳，通过主观努力创造有利条件，亦能达成消灭敌人的目标。例如，陈赓所部在神头岭对日军的伏击战，便是巧妙创造条件以歼灭敌人的典范。

1938年3月5日，我129师师长刘伯承与政委邓小平亲临386旅，与旅长陈赓进行深入商讨。旨在探寻邯（郸）长（治）公路沿线黎城、东阳关、涉县等地敌人的薄弱环节，并伺机发动伏击。经过与刘邓首长的共同研讨，陈赓采纳了“诱敌来援，再予以痛击”的战术，并制定了具体作战计划：先对黎城发起袭击，以此吸引潞城之敌前来支援，随后在潞河村一带设伏，全歼援敌。

◆陈赓

在拥有简易工事的公路一侧设伏，在公路另一侧的申家山隐蔽两个营，战斗开始后，这两个营迅速绕过大沟，从另一侧夹击敌人，形成夹击态势，将日军困在狭窄的公路上。会议结束后，陈赓指示部队利用简易工事进行伪装，确保敌人难以察觉。正如陈赓所料，3月16日，769团对黎城日军发起攻击，潞城驻军1500余人出城增援。日军进入神头岭后，只关注申家山，对脚下的情况毫无察觉。当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时，陈赓下达了攻击令。瞬间，平静的山梁变成了喷发的火山。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除100多日军逃回潞城外，1400余人被击毙，8人被俘，缴获长短枪550余支，八路军伤亡240余人。神头岭伏击战成为了一场典型的创造条件、以少胜多的运动战典范。

在军事较量中，有时需要主动创造有利条件，有时则需敏锐地把握时机，及时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有利条件，能否巧妙地将其转化为一场辉煌的胜利，成为检验军事指挥员指挥艺术水平的关键。1938年4月发起的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堪称抗日战争中最为典范的运动战，其精彩程度可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的运动战相媲美。

1938年春，四月伊始，日军集结第108师团主力，以及第16、第20、第109师团和酒井旅团的部分兵力，总计逾三万人，采取九路并进的方式，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猛烈的围攻，意图彻底剿灭驻守于此的八路军。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八路军在朱德总指挥和彭德怀副总指挥的英明领导下，迅速作出部署。他们以第129师一部兵力为基础，辅以地方游击队的协同作战，在内线展开牵制，有效消耗了日军的战斗力。同时，第129师第386旅第769团和第115师第344旅第689团则从辽县以南向东推进，直至日军合围线之外的涉县北部地区，待机而动，伺机对敌进行歼灭战。其余各部队则按照既定计划，各自在阵地前阻截敌军的进攻。

4月10日左右，三股日军深入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鉴于抗日军民实施了清野政策，日军沿途未能遇到任何居民，亦寻不到粮食、牲畜和水源。这些日军在荒芜的土地上跋涉，沉默不语，毫无生机。至4月15日黄昏，日军第117联队不得不放弃武乡，紧急沿浊漳河撤退至襄垣。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有利时机，随即命令第129师主力以及第115师344旅的689团沿河两岸并行追击。至16日黎明，八路军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地区成功将日军包围，击毙和伤敌1500余人。此后，各路日军纷纷溃退，八路军乘胜追击。27日、28日，第115师344旅与决死队第1纵队在屯留的张店以及高平西部的町店，截击了从长治撤退至同蒲路南段的日军第108师团，击毙和伤敌1000余人。至此，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被彻底击破，此役共歼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县城19座。

在反九路围攻的战斗中，八路军巧妙地运用了内外线结合、广泛开展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策略。他们善于在运动中敏锐地捕捉到日军中已经削弱的一路，随即迅速集结兵力，在机动战中将其歼灭。任务完成后，八路军并未恋战，而是果断撤出战场，撤离部队，以此达到了击溃敌军主力一路、震慑其余各路、粉碎敌人围攻的战略目的。

三、深入敌后对敌作战，成为抗日运动战中的关键作战方式。

在百团大战以及此后的反“扫荡”与反“蚕食”斗争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抗日运动战主要采取了攻击敌后敌军的策略。放眼全国战场，国民党军队在正面与日军交战，而八路军、新四军则深入敌后，开辟了敌后战场，并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与日伪军控制的区域犬牙交错，形成了相互包围与反包围的局面，使得日军各个占领区和据点也成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敌后之敌后。当日伪军从占领区向根据地发起进攻时，为了挫败敌人的攻势，八路军、新四军采取相同的策略，向敌占区发动反击，特别是对日军的核心区域或据点进行攻击，旨在粉碎日军的进攻并消灭敌人。这一策略主要分为三种形式。

“围魏救赵”在抗战中的应用

此战法之妙，在于当日伪军进犯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时，邻近的另一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或新四军便会抓住日军主力不在的时机，趁机对日伪军据点发动攻击，意图摧毁其根基。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任河大肃战役为例，便是这种袭扰敌后之敌的典型战例，堪称“围魏救赵”策略的实战演绎。

冀中八路军三胜肃宁城。

随着百团大战步入第二阶段，晋察冀军区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令，集结了8个团、3个游击队以及2个独立营，共计约2万人的强大部队，组成了左翼队、右翼队和预备队，对河北省的涞源与山西省的灵丘两城及其周边的日军据点发起了攻势。在涞灵战役进入白热化阶段之际，冀中平原的日军部分兵力被调往支援涞源和灵丘的日军作战。此时，冀中平原的日军主力多被牵制于关键交通线上，其腹地防御显得较为薄弱。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政治委员程子华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对敌军给予了重创。任丘、河间、大城和肃宁四县位于冀中平原的中心区域，地处津浦铁路与大运河西侧，平汉铁路与潴龙河东畔，南依沱河，北临大清河，战略位置极为关键。冀中军区调动了10个营，共计约8500人，对这四个地区的日伪军发起了攻击，展开了任河大肃战役。此役中，内线和外线部队紧密协作，使日军疲于应对，陷入被动。在近20天的激战中，冀中军区的部队英勇奋战112次，连续攻克了东固贤、良村、西刘庄等29个日伪军据点，共歼灭日伪军1456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6挺，破坏铁路5公里、公路159公里。任河大肃战役不仅有效牵制了日伪军的兵力，还与涞灵地区的八路军作战形成了有力配合，同时打开了子牙河两岸及任河大肃中部的局面，缩小了敌占区，巩固并扩大了冀中平原的抗日根据地。

要点争夺与敌进我进

此战法在于应对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核心区域的进犯。我八路军、新四军一方面坚定地捍卫根据地关键要地，另一方面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在日军向我方中心地带发起攻势之际，我军趁机反击，对日伪据点发起攻击，以此挫败日伪军的进攻势头，并持续开拓与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1年12月初，日伪军将苏中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三仓与丰利，作为重点进攻目标，意图一举消灭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及党政指挥机构。与此同时，他们对苏中区展开了全面的冬季“扫荡”行动。为了挫败日伪军的阴谋，粟裕提出了以要点争夺与敌进我进策略相结合的作战方针。面对敌人对三仓和丰利的进攻，粟裕迅速派遣部分主力部队，在民兵的大力协助下，坚决抵御日伪军的攻势，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与此同时，他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十团大战，指挥第一旅、第二旅、第三旅的主力部队以及地方武装共计十个团，在民兵和民众的紧密配合下，对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发起了主动攻击。战斗范围北起东台，南至长江，西至泰州、兴化，东至黄海，横跨数百里，历时一个月。新四军主动攻击了如皋、古溪、李堡、栟茶、舍西、二甲、掘港、双甸、岔河、临泽、时堡、福镇庙、王家营等多个日伪据点，攻克了掘港、临泽等日军据点，共歼敌500余人。通过实施要点争夺与敌进我进相结合的方针，新四军成功击退了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行动，确保了三仓镇始终掌握在抗日军民手中。尽管日军在五昼夜的激战后暂时占领了丰利，但付出了伤亡800余人的巨大代价，日军督战代表小野大山亦被击毙。新四军通过向敌占区发起攻击，成功开辟和扩大了新的抗日根据地。要点争夺与敌进我进相结合的方针，实质上是粟裕所创造的将游击战、阻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它辩证地解决了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之间的关系，不仅成功抵御了日伪军的“扫荡”与“蚕食”，而且使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齐心协力，广泛开展着抗击“扫荡”和“清乡”的战斗行动。

（三）毛泽东称之的战略“翻边”战术

“翻边”战术，系罗荣桓所创，旨在应对山东地区日伪军的“扫荡”与“蚕食”策略。此战术将敌进我进的原则与山东抗战的具体实际巧妙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运动战作战模式。在敌人实施“扫荡”之际，一旦掌握敌军动向，便在敌人包围圈尚未完全收紧、尚存较大空隙之时，挑选敌军薄弱环节，从根据地出发，穿越边沿游击区，“翻”至敌后，从而扰乱敌军部署，挫败其“扫荡”企图。

为何采用“翻边”策略？至1941年，面对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和“蚕食”战术，山东抗日根据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尤其是鲁南地区，抗日根据地被压缩至仅余数里宽的狭窄地带。随着根据地面积的日益缩小，回旋空间受限。若继续采用之前的“敌进我退”战术，将无处可退，突破敌人围困的可能性极低。在此背景下，罗荣桓提出“翻边”战术。即在日伪军实施“扫荡”之际，我军主力不设于根据地核心，而是部署在接近日伪军前沿的边沿地带，以便迅速转向敌方；同时，靠近敌军一线也有助于快速了解敌情，减少与敌正面冲突或被包围的风险。

罗荣桓巧妙运用“翻边”战术，在反“扫荡”和反“蚕食”的战役中连获胜利。其中，他所指挥的郯城战斗便是对“翻边”战术的一次成功实践。1943年1月，日军第32师团师团长石井嘉穗中将自兖州至枣庄，指挥日伪军加强对鲁南根据地的“蚕食”行动，打通了从临沂至郯城再到新安镇的公路，从而割裂了鲁南抗日根据地与滨海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此外，日军还在临（沂）青（口）公路沿线的重要集镇醋大庄等地构筑碉堡，设立据点，企图打通临青公路，并构建从临沂东南重沟至郯城的封锁线，以实现南北滨海南部抗日根据地的分割。115师教导2旅旅长曾国华、政委符竹庭认为，醋大庄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若日军在此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将对滨海抗日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他们致信115师代师长陈光与政委罗荣桓，建议清除醋大庄的据点，并恳请将主攻任务分配给他们。然而，令曾国华与符竹庭出乎意料的是，陈光与罗荣桓赋予他们的任务是绕至日伪军背后，采取“翻边”战术，进攻日军据点郯城，切断醋大庄等据点的日军退路，并支援正在进行的冀鲁边、清河地区的反“扫荡”斗争。

曾国华与符竹庭接获任务后，即刻派遣侦察兵对郯城敌情进行详细调查。侦察结果显示，郯城日军所筑工事固若金汤，攻守之势悬殊。然而，他们也观察到日军兵力有限，仅有日军一个小队，以及伪军约一个连驻守。郯城北部至临沂日军据点、南部至陇海路上的新安镇日军据点，均不超过百里距离。郯城西侧的马头镇亦设有日军小队。为阻截这些区域日伪军的增援，曾国华和符竹庭果断动员民众，对临（沂）新（安镇）公路进行彻底破坏，并派遣一个连的八路军部队，负责监视马头镇的日军动态。

1月18日晚，曾国华与符竹庭指挥教导第二旅，穿梭于重重封锁线，勇猛直扑郯城。至19日晚，总攻行动展开，八路军运用连续爆破战术，将日军炮楼一一摧毁，炮楼残骸横飞。经过一天的激战，20日晚，八路军成功攻入郯城，将日军守军全数歼灭。临沂及新安镇的日军得知郯城失守，深感自身兵力薄弱，加之道路阻塞，不敢轻易援救，只能眼睁睁目睹其同袍被八路军彻底消灭。

日军郯城战俘

郯城战役告捷后，曾国华与符竹庭乘胜追击，指挥部队攻克了郯城周边的马头镇等共计18处据点。目睹我军迅速行动，原本在醋大庄等地构筑据点的日军察觉后路已被切断，遂不得不全面撤军。日军企图构建的两道封锁线计划因此宣告失败。

继此，“翻边”战术逐步在山东各革命根据地推广开来。自1942年11月12日起，日军集结两万兵力，实行拉网式战术，对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的“扫荡”。胶东地区的军民巧妙地运用“翻边”战术，灵活机动地挫败了日伪军的拉网式“扫荡”，同时，根据地的建设也得以持续发展和巩固。

毛泽东高度赞扬“翻边”战术的战略意义：“面对敌军逐渐侵蚀，是直接威胁我根据地还是远离？罗荣桓所采用的‘翻边’战术，已超越常规战术，实为高瞻远瞩的战略。自从他掌控山东战局，即便敌军不断‘蚕食’，我根据地却得以不断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