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间，吴韶成与朱晓枫不断沉思，父母的生命历程究竟如何落幕。他们多次在心中勾勒父母的身影，然而，由于父母隐秘的身份，对他们最深刻的记忆，实则仅限于儿时的回忆。

1894年盛夏，吴石诞生于闽县螺洲镇吴厝村，即今日之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螺洲镇，这片土地孕育了末代皇帝溥仪的恩师陈宝琛。1901年，陈宝琛在此设立私塾，特聘吴石的父亲讲授国文。年仅8岁的吴石便随父入学，其过人的记忆力让同龄人惊叹不已。1911年，福州地区的学校发起组织北伐学生军，18岁的吴石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

北伐学生军解散之际，吴石投身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结业后，凭借优异的表现，他被保送至保定军官学校深造。在那里，他结识了未来的国民党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以及后来投向共产党的张治中。1916年12月，毕业考试中，吴石以八百余名应试者的身份，名列榜首。1929年，吴石以福建省军事参谋处处长的职务，受福建省主席方声涛的委派，东渡日本深造。他首先就读于炮兵专门学校，次年，成功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在学业上，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被誉为“十二能人”。（通文墨、擅武艺、工诗赋、精词章、善书法、能丹青、精通英语、掌握日语、骑术精湛、射箭技艺高超、驾驶技术娴熟、游泳技艺出众）。

1934年，吴石在完成日本陆军大学一年军事情报的学习后，学成归国。归国后，他担任了参谋本部厅长的职务，专责日本情报工作。他通过阅读日本的书籍、报刊和杂志，并委托在日的士官生搜集各类资料，经过三年的精心整理与研究，成功编纂了《日本作战之判断》及其它十余种相关材料，这些资料被统称为《参二室蓝皮本》。到了“八一三”抗战爆发时，日军的所有兵力部署和攻击方向，均与《蓝皮本》的判断不谋而合，即便是在开战以来，敌人的兵力番号与编制，也都一一相符。《参二室蓝皮本》因此一时间风靡一时。在武汉会战的前后，蒋介石特别安排每周召见吴石一次，就相关问题进行详细咨询，并对他给予了高度赞誉。

吴石

身为吴石的嫡长子，吴韶成心中始终记得，父亲终日沉浸在繁忙的工作中，与子女们的沟通寥寥无几。然而，在一次家庭作业中，老师绘制了一张东北铁路的地图。吴韶成回家后，特地向父亲请教地图的细节。出乎他意料的是，父亲这次竟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讲解起来。在吴韶成的记忆中，这堪称父亲话最多的一次。

吴韶成：我手握地图，向他解释道，这便是我的作业，但对我来说却如天书一般难以解读。我的父亲向来寡言少语，与我颇为相似，是个相当内向的人。然而，那次当他瞥见这幅地图，竟变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从哈尔滨讲起，一直延伸到中东铁路，讲述东北的局势，以及“九一八”事变的种种细节。他强调，整个东北都沦陷于日本人之手，这是国家的不幸，你务必铭记于心。

陈晓楠，凤凰卫视记者。他很少一次性说那么多话？

吴韶成：那真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平日里，他总是忙碌不已，很少与我交谈，而那次，我们却谈得颇为深入。那时正值日本侵华之际，我的父亲身为军人，辗转于各地战场，我们亦随他四处迁徙。记得有一次，上海局势变得紧张，我们便抵达了那里。那是我人生中首次直面战争的残酷。起初，是炸弹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我下楼一看，只见楼下玻璃碎片遍地，地上躺着的是一个个惨不忍睹的尸体。那时的我尚且年幼，对于这样的惨状，心中充满了恐惧。父亲将我们托付给母亲后便离去，他要去前线进行视察，目的地是吴淞口。当晚，他如约归来。归来之后，他言谈间不禁感叹牺牲之惨烈。在那片战火纷飞之地，他肩负着抬运尸体的重任，眼前尸骨如山，景象凄惨至极！

陈晓楠：他的语气很沉重？

吴韶成：很沉重。那是我们首次经历战争。

不久，吴石晋升为国民党陆军上校，并在华中、华南各地辗转作战。1940年年底，他因好友白崇禧的力荐，被任命为第四战区的中将参谋长。当得知日军开始撤退的消息时，恰逢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不在柳州，军情紧迫。吴石顾不上向上级请示，毅然决然地做出了追击部署，并亲自赶赴前线指挥作战，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此外，他亲自部署了桂柳大会战与中越边境的防御战，指挥少数直属长官部部队抵御日军的南侵，包括从越南北上的日军侵犯我国边境，通过固守与反击的战术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成功捍卫了广西龙州至靖西岳圩这一广袤的中越边境地区，使之免受敌手染指。

1944年，吴石随部队南迁至桂林。彼时，桂林的守军主要由白崇禧所率领的桂系部队构成。在随后的桂柳战役中，由于国民党中央军与桂系之间存在显著分歧，导致军中政令不统一，指挥层面出现了严重失误，这最终使得吴石所隶属的军团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吴韶成童年与父母同处。

吴韶成：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向贵州，我父亲竭尽全力，力求尽可能多地救助他们。他当时想方设法，在军车上悬挂了数节车厢，以便将难民运送出去。从柳州至贵阳的旅途中，情形凄惨至极，伤亡惨重，不知有多少生命逝去。我的幼弟便是在此不幸离世。

陈晓楠：因为什么呢？

吴韶成：肺炎肆虐，药品匮乏，他在旅途中艰难地支撑着，直至抵达贵阳，终因体力不支而倒下。自此，我父亲在那场战斗之后深受打击，他断言自己再也不愿涉足此类险境。

桂柳之战的惨烈败绩，使吴石首次对自身所忠诚的党国产生了深深的疑惑。1945年，抗战的胜利终于来临，吴石随同军队一同前往上海执行接收任务。而在目睹上海接收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种种腐败现象，他对自己曾深信不疑的一切信念，陷入了彻底的失望。

吴韶成：看到官员们心无旁骛，只着眼于财富的积累，对民众的疾苦视而不见。彼时流通的金元券已变得一文不值，而物价则节节攀升，一日数变，民众的苦楚与日俱增。在那个时刻，我父亲洞察了国民党的堕落，因此回到南京后，他时常在那里激烈地痛斥，质问国民党为何还未覆灭？他坚信国民党若不覆灭，天理难容！

陈晓楠：真的？他竟敢这么说？

吴韶成：甚至蒋介石亲自听闻了我父亲所言。在一部文史资料中提及，蒋介石曾直接询问情报部门，询问他们是否听闻了我父亲所述的这句话。

陈晓楠：他性格坦率，一旦心中积聚怒火，便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宣泄。

吴韶成：他的思想那时起变化很大。

吴石先生对国民党内部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使他逐渐倾向于革命道路，并在中共地下党人吴仲禧的引荐下，加入了“民联”，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吴仲禧先生回忆道：“他曾研读毛泽东先生的著作，聆听周恩来总理在武汉珞珈山的演讲，并与叶剑英等革命志士有过深入交往。他对《论持久战》尤为推崇，认为这是一部非凡的杰作，认为国内无人能出其右，甚至提议将此书印发给各战区的部队长官阅读。我曾向他讲述我在北伐战争中亲历的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员的英雄事迹，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并赢得了他的高度赞誉。”在私宅中，吴石先生也常常收听解放区的广播，甚至有时会请已经进入大学就读的吴韶成帮忙记录广播内容。

1948年6月，恰值淮海战役的前夜，吴仲禧接任国防部中将部员一职，并被派遣至“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提供协助。他首先前往南京拜访了吴石，吴石亲自挥毫给他的高足、“徐州剿总”的参谋长李树正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称吴仲禧为自己的多年挚友，并恳请李树正予以关照与便利。李树正接到吴石的信后，对吴仲禧的态度尤为亲切，特地亲自引领他至总部的机要室，让他得以近距离观摩作战地图。吴仲禧则趁机将关键的部署内容一一记录在案。为了能够迅速将情报传递出去，他以身体不适为由返回南京就医，并在上海将所获情报报告给了当地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到了1949年初，吴石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情报，为解放大军的顺利进军提供了助力。尽管他们从未明确透露身份，但父子之间早已心照不宣，默契深厚。

陈晓楠：你当时陪伴在他身旁，是否察觉到他在从事这项高危工作时显得异常紧张？

吴韶成：没有。

陈晓楠：很平常很从容吗？

吴韶成：谈及此事，颇有一段传奇色彩。我们的住所曾经历了一次搬迁，最终落户于国家安全部门所提供的住宅之中。隔壁住的是保密局的毛人凤。我们住这，仍这么说。

陈晓楠：不会被听到？

吴韶成：未曾有人窥得其中秘密。然而，在那个年代，似乎也并不在意，听闻与否，皆可随意。

陈晓楠：你父亲在提及这类话题时，是否曾让你外出观察是否有他人暗中监视？

吴韶成：是的，每当有客人来访，他总是随意地叮嘱我：“你去外面守着，别让任何人进来。”他的语气显得颇为平静。

年轻时的朱谌之

当吴石倾向于共产党时，朱谌之（朱枫）已然成为了穿梭于上海与香港之间的一名资深老党员。

1905年，朱谌之在浙江宁波府的镇海县呱呱坠地。她的父亲是一位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曾一度担任宁波渔商工会的会长。随后，她进入宁波的月湖女子师范学校深造，在那里，她结识了一群思想前卫、充满活力的同学。在他们的感染下，朱谌之多次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的洪流之中。

1927年，朱谌之踏入沈阳，成为奉天兵工厂总工程师陈傅良的继室。她诞下女儿陈倬如，后更名为朱晓枫。1932年，陈傅良不幸离世，朱谌之重返镇海娘家，独守空房。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她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敌救亡的浪潮，投身于救护那些遭受日军飞机轰炸而受伤的同胞。在这期间，她与共产党员朱晓光喜结连理，并育有一子，取名朱明。

1937年岁末，朱谌之携全家迁至武汉。翌年，她投身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知书店，并慷慨捐赠了500元。在武汉沦陷前夕，她返回了浙江。彼时，一群台湾的爱国志士在金华汇聚，号召大陆的台湾同胞，共同成立了“台湾少年团”以及“台湾抗日义勇队”。朱谌之不仅热情参与抗日义勇队的筹备工作，向台湾少年团捐赠了衣物，更捐助了800元，助力“台湾医院”的顺利开业。为了投身于抗战的烽火之中，她还将年仅8岁的女儿晓枫寄养于台湾少年团。

朱晓枫：台湾少年团，乃全国知名之儿童抗日团体。母亲曾言，前线环境凶险，携我同行多有不便，且恐干扰我学业，故建议我先留此地，既安全又稳妥，如此她也能在前线安心作战。我在此度过八载光阴，实是与台湾孩童共同成长。在少年团中，我学会了舞蹈、歌唱与宣传，并于十四岁之际加入了党组织，闽南语亦能说得出神入化。我对台湾的记忆，便由此处开始，铭记于心。

1939年秋季，朱谌之随其夫君一同抵达皖南，并在此成立了随军书店。即便在1940至1942年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里，她仍旧坚守岗位，致力于新知书店及其桂林分处的工作。1941年夏日，她更名周爱梅，三次秘密踏入上饶集中营，旨在探望并营救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朱晓光。朱晓光在次年春天成功越狱，重归队伍。

1944年伊始，朱谌踏入上海，投身于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的日常工作中，同时积极筹备同丰商行的成立。然而，同年十月，同丰商行不幸遭受敌人破坏，朱谌随之被捕，并被监禁于日本宪兵队。尽管他遭受了种种严酷的刑讯，但他始终坚守信念，严守秘密。在组织的营救下，他最终重获自由。

鉴于卓越表现，1945年2月，朱谌之在上海受到了徐雪寒的青睐。曾任外贸部副部长、史永（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两位均获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继续在上海由党组织领导的商贸和金融机构中任职，巧妙地穿梭于金融界与国民党党政军警的高层之间。1946年2月，随着时局的动荡，台湾少年团宣告解散，朱晓枫得以返回上海，与母亲重聚。

朱晓枫：在那个暗流涌动的岁月里，我们日复一日地共度时光，却对政治话题缄口不言，然而，彼此间的心照不宣却是显而易见。母亲从未向我透露过她的职业，然而，我心中自有感知。至于我加入共产党的秘密，我也未曾言明，但她似乎早已洞悉一切。乍看之下，她身为上海某企业的会计，而我则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

某日，邂逅了我与台湾义勇队成员的相识，便将他领至家中。待客人离去后，母亲询问那人的身份。我回应称我们相识已久，乃在义勇队时期结识。她语气平静地告诫，今后切勿随意将陌生人带回家中。我立刻领会其意，识趣地不再多问。

陈晓楠：那时母亲这番话，你能领悟她的言外之意吗？

朱晓枫：我察觉到她的言外之意，暗示家宅乃关键的地下联络基地，绝不可向任何来历不明的生人泄露，务必重视安保事宜。她虽未直言，我却心领神会。自那日起，我与她在上海共度三个月时光，每日午时均前往她的工作场所与她共进午餐。那段日子，无疑是我人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

1946年五月，朱谌之遵照组织部署，前往香港的合众公司履职。在踏上征程之际，她心系女儿的安全，毅然决然地将朱晓枫送往已实现解放的苏北地区。朱晓枫踏入江苏淮阴的解放区后，便投身于军医大学的学业。她未曾料想，这一别竟成了母女俩永久的诀别。

朱晓枫：她将我送至吴淞口。在抵达目的地之际，她递给我一枚金锁片。她表示，直接给予金钱并不妥当，因为一旦到了那边，货币便失去了效用。因此，她建议我携带这枚金锁片，若急需用钱，便可逐片拆解，用以换取些许生计。就这样，她将这枚物品交予我，而我与母亲便在那里诀别，自此后再无音讯。

陈晓楠：母亲与您共度的时光，实则屈指可数。

朱晓枫：我们常常分隔两地，聚少离多。她并非那种过分溺爱的母亲，不会将子女紧紧束缚在她的羽翼之下。或许她也深知，我留在她身边，危险重重。在她牺牲之前，曾两次被捕，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以至于拇指残废。尽管我与她相聚的时间不多，但她为了我的成长，选择了最正确的道路。

长久分离的岁月里，她心中始终挂念着我。我想起她被派往香港后，特意选购了一块手表，托人捎给我。那手表两端尖锐，款式新颖，颇具时尚感。然而，我那时在部队中却偏爱其他风格，她便不厌其烦地为我更换，前后换了好几回，直至我满意为止。她全程未曾有过一句抱怨。

朱晓枫踏入解放区不久，国共内战便迎来了大规模的爆发。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间，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势如破竹，直指南京城。当时，南京的国民党国防部仍保存着500箱至关重要的军事机密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与参谋总长陈诚均主张将这些档案直接运送至台湾，然而吴石却以“进可攻退可守，福州地处进退自如之地”为由，建议暂将档案迁至福州。国民党当局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吴石之所以促成档案迁往福州，实因他即将担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一职。他计划在时机成熟之际，于福州发动起义，并将这些军事机密档案贡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5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再度电令加速将档案运往台湾。吴石则以“军运繁忙，调集船只困难”为理由，仅将百余箱参考资料与军事图书当作绝密档案处理，将其列为首批，并派遣专人先行运送至台湾。随后一日，吴石下达“铁命令”，当夜便将所有档案秘密转移至福建省研究院的图书库中，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吴石的密友、知名民主人士）进行了详细交代。

1949年7月，吴石历经波折，从福州辗转至广州，最终抵达香港与吴仲禧会面，并向他递交了两份至关重要的材料。其中一份详细记录了国民党在西北各地驻扎的部队番号、驻防地点、部队长姓名、兵力配置以及即将进行的整编计划；另一份则详述了国民党在长江以南各省的部队编制和兵力分布。

吴石透露，他已被委以重任，将赴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一职，前往台湾。面对吴仲禧的关切，他询问吴石对赴台之行是否信心满满，若感到不安，大可转道前往解放区。吴石语气坚定地回应，他深知自己的决定来得过于迟缓，为人民的贡献尚显不足。然而，既然如今尚有机缘，个人安危自当置之度外。

8月14日，吴石接到蒋介石的紧急电令，要求他即刻前往台湾。15日一早，他紧急召集亲信参谋王强至私邸，进行了简短而严肃的指示：“我奉命明日即刻飞往台北，此处事务便托付于你，务须履行军人职责，牢记‘人在档案在’。下一步的行动，想必你心中已有打算。为确保万无一失，可咨询黄院长及刘通先生（前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的意见行事。”次日凌晨，吴石携夫人王碧奎及两个幼子，登上了飞往台湾的军机。两天后，福州宣告解放。王强在黄、刘两位前辈的认可下，将298箱保存完好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当吴石携家人迁徙台湾之际，他的长子吴韶成与长女吴兰成则因就读外地大学而滞留于大陆。彼时，远在南京的吴韶成对父亲做出的这一改变全家人命运的决断一无所知。直至一日，他在信箱中发现了一张来历不明的字条。

吴韶成：在1949年4月南京即将解放之际，我的父亲特地委托了在南京炮兵司令部的一位资深友人，驾驶车辆前往南京大学接我离开。这位友人正是撤退队伍中的最后一批成员。在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我之后，他转达了父亲急切的心情，坚持让我与他一同乘坐这辆车，即刻启程。

陈晓楠：他一直很挂念你。

吴韶成：时常牵挂在心。我曾言，千余同窗齐聚一堂，何惧之有？无妨。我毅然留下，就这样留了下来。至八月份某日，我在校学习之际，忽于信箱中发现一张铅笔书就的小纸条，不知何人所留。纸条上仅写着：“解放后，遇困可寻何康。”寥寥数语而已。

陈晓楠：一看就是父亲手写。

吴韶成：父亲的字迹。

陈晓楠：倘若您当时随父亲的朋友一同离境南京，便还有机会与他再会。

吴韶成：我们将长久地相聚相守，或许将一同重返福州，亦或全家人再次踏上台湾之旅。

陈晓楠：那将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吴韶成：究竟是对是错，如今无人能够明辨。总之，一切如是，这或许便是命运的旨意。

陈晓楠：纸条上父亲有特别叮嘱吗？

吴韶成：没，没说什么。他或许料想不久后便能重逢，却未曾料到结局竟会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一切都出乎意料。我父亲在诗作中也曾感叹，这样的结局实在是太过悲哀了！

1949年10月1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成立的庄严时刻。朱晓枫当时正就读于华东军医大学，而朱谌之的配偶李晓光则随同野战军向南进军，目前在上海担任新华书店的经理一职。朱谌之亦已接到了返回上海的调令，一家人的团聚指日可待。

同年十月与十一月，解放军在金门及舟山群岛的攻势接连受挫。这两场战役，虽未曾动摇解放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名，却也敲响了警钟。攻取台北的难度远超预期，搜集台湾的军事情报已变得刻不容缓。

在启程赴台之前，吴石同志在中共地下组织中被赋予代号“密使1号”。抵达台湾后，他担任了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职务，并成功获取了大量关键军事情报。为了迅速收回吴石同志所掌握的军事情报，中共中央华东局与总参谋部迫切需要选拔精干人员前往台湾，与吴石同志取得联系，并建立情报联络渠道。

朱谌之拥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以其机智与灵活著称。此外，她的前夫之女陈莲芳及其女婿王朴当时均系台湾军统部门的干部，夫妇二人与朱谌之之间情谊深厚，对她真实身份始终一无所知。朱谌之的妹子和妹婿亦在台湾情治机构供职。凭借这些坚实的社交纽带作为掩护，组织果断赋予她一项至关重要的绝密任务，朱谌之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这一重任。

朱晓枫：1949年五月，上海宣告解放之际，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香港的来信。自那以后，我们已相隔三载有余，此次重逢宛如久别重逢。她热切地邀请我前往广州与她相聚。彼时，我正沉醉于大学的学习生活，而学校纪律严明，平日里不得随意请假，因此错过了这次难得的团圆，此生终觉遗憾不已。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她心中满怀期待地想要归来，已经下定决心，准备交接完工作便踏上归途。然而，就在这临门一脚之际，她却突然接到了新的任务，需前往台湾。她在信中曾对我提及，阿菊（陈莲芳的小名）曾写信告诉她，自己梦见了她，女儿也深深思念着外婆，希望她能去台湾与他们同住。我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最终还是将她派遣了过去，而促成这一切的正是那位阿菊。她告诉我，此时个人私事应当暂时放下，更紧迫的事务才是当务之急。她在信中如此写道。

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在为女儿留下一封深情的信件后，踏上了驶往台湾的客轮。抵达台湾的次日，她如约在一家茶食楼与“老郑”进行了秘密会面。她向“老郑”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最新指示，同时，“老郑”也向她汇报了台湾工作委员会为迎接解放军登陆而组织的秘密武装活动。他还向她转交了工委掌握的一系列极为机密的情报。

经过一周的周密筹划，借助“老郑”的巧妙安排，朱谌之与吴石悄然会面，肩负着传达上级关于接应解放军的密令。吴石向她移交了一叠绝密的军事情报微缩胶卷，其中包含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以及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和台湾海区的海流数据，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分析资料，海军基地舰队的部署和分布情况，以及空军机场和机群的种类及飞机数量等详细信息。朱谌之立刻将这些珍贵资料通过“安福号”海轮的定期香港至基隆航线，借助张大副之手传递至大陆。这些情报很快便被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充分利用。当毛泽东得知这些情报系一位秘密女特派员从国民党高层人士“密使1号”处获取时，他立刻予以高度评价，并叮嘱相关领导给予他们应有的表彰。

随着大陆方面满怀期待地搜集更多情报，并积极筹备对台湾的进军，台湾岛上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1949年12月10日，台湾当局正式成立了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担任主任一职，该部门负责对军队及保安机构实施严格的特务监控。在此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了有效的破坏活动。

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地下组织领导人蔡孝乾遭捕，随即变节，揭露了朱谌之系华东局的特派员。彼时，朱谌之在台湾的使命已然告终，她正计划启程，返回上海。在她被捕的前两周，她曾委托一位富商友人将一封短信送至上海家中，信中仅以七个字简短述说：“凤将于月内归里。”她期盼已久的与亲人团聚的上海之行，似乎即将成真。然而，她尚不知晓“老郑”已被捕的消息。

1950年2月2日，吴石紧急派遣副官聂曦约见朱谌之，紧迫告知，化名为“老郑”的地下党工委书记蔡孝乾已被保密局捕获，并供出了特派员的真实身份为朱谌之。当局随时可能对她采取行动，形势危急万分，她务必立即撤离！

朱谌之当机立断，迅速离开了住所，遵照吴石的建议，转移至阿里山大酒店。在匆忙之中，他仅来得及为女儿和女婿留下一张简短的字条，说明自己因急事必须离开。此时，台湾的空中和海上航线都已全面紧急封航。仅有的一架军用运输机，在2月4日当天飞往舟山群岛的定海机场。当天傍晚，朱谌之凭借吴石冒险签发的一张《特别通行证》，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前往舟山，并计划在此伺机转乘船只前往上海。

与此同时，吴石的隐蔽身份亦告泄露。保密局在蔡孝乾的笔记本中发现吴石的名字，起初仅存疑虑。因此，在向蒋介石汇报时，毛人凤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然而，当毛人凤向参谋总长周至柔汇报时，便详细阐述情况，周至柔随即指示毛人凤先行侦查核实。专案小组组长谷正文少将拜访吴石夫人王碧奎，假扮吴石在国防部史政局时的老部下，以关心为名，探得吴石曾与朱女士有过会面的信息。蔡孝乾也供认吴石与朱谌之多次会面。毛人凤不敢拖延，立即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随即命令周至柔立即对吴石进行调查。在搜查吴宅的过程中，发现了吴石亲笔签发给朱谌之的《特别通行证》。如此一来，台湾当局不仅查明了失踪已久的朱谌之的下落，也为吴石的“背叛”行为画上了句号，随即下令逮捕吴石与朱谌之。

朱谌之抵达舟山时，正值国共两党军队隔海对峙，战云密布，紧张气氛弥漫。舟山本岛驻有国军四个军军部，岗哨林立，特务四处活动。于是，朱谌之佯装生病，住进了沈家门私立存济医院。鉴于医院人员流动性大，且无需出示户口，这为她掩饰身份提供了便利。然而，即便如此，无处不在的特务还是迅速发现了她的踪迹。2月18日，朱谌之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以及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此时她距离祖国大陆仅有咫尺之遥。在舟山沈家门的羁押期间，朱谌之从皮衣夹缝中取出金链、金镯，分四次吞服了超过二两的黄金，企图自杀，但最终未能成功，被押解回台湾，与吴石一同接受审判。

在狱中，朱谌之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保密局的报告在提及朱谌之时，曾这样写道：“……（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

聂曦

1950年6月10日，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队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着四名被五花大绑的犯人下车。四名犯人被强制一字排开跪地。时针指向十六点三十分，宪兵队长一声令下，枪声轰鸣，四名犯人同时向前倒地。随后，四名执勤宪兵分别上前补射一枪，执行完毕。记者随后抵达行刑现场，开始拍照，这组照片很快便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蒋介石的命令是：“尸身必见。”吴石在台湾深受蒋介石的信赖，多次参与重大军事战略部署，因此对于吴石案，蒋介石感到无比震惊与愤怒，全程亲自监督督办。

行刑之际，朱谌高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无畏，身负七弹，最终英勇牺牲，享年45岁。而在行刑前，吴石更是挥毫泼墨，留下了一首悲壮的绝笔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

遥遥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

如此收场亦太悲！

吴石遇害之后，国民党保密局派遣人员对其住所进行了连续数日的严密搜查。然而，在整理这位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个人财产时，仅发现了一根重四两的金条。即便是负责搜查的国民党特工，也不禁感慨万分：如此显赫的官职，竟如此微薄的家产，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同年六月的一个寻常日子，吴韶成于图书馆间翻阅报纸之际，一则新闻如晴天霹雳，令他瞬间眼前一暗。那则消息的标题赫然是“台湾间谍案四大要犯悉数伏法”，而加框的副题则是“吴石就义前泰然自若吟咏诗篇”。

吴韶成：那家位于上海的《字林西报》上，刊登着豆腐块般大小的消息。

陈晓楠：您是偶然看到报纸的？

吴韶成：随意浏览间，此事犹如晴天霹雳，让人措手不及。当时我陷入困惑，心想该如何是好？内心毫无头绪，不知从何下手。于是，我将那条信息剪裁下来，小心翼翼地保存至今已有六十年。尽管我极想了解详情，但报纸上仅此一条简讯，实在无从深入探究。

吴韶成保留父亲遇难报道

在接到父亲英勇捐躯的噩耗后，吴韶成迅速启程，抵达上海，寻求何康的协助以了解更多详情。然而，从何康那里，吴韶成仅确认了父亲壮烈牺牲的事实，并未获得任何其他信息。与此同时，在台湾的母亲及其家人的行踪也从此杳无音信。

吴韶成：何康曾叮嘱我，毕业后步入职场，若组织上有所需审查之事，我切莫多言。此事涉及人员众多，其中不乏台湾人士。

陈晓楠：涉及其他地下人员？

吴韶成：确实，能免则免。他建议，若是他们有所查问，便告知他们华东局台湾工委存有相关档案可供查阅。

陈晓楠：你当时是否未曾向他人透露过你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

吴韶成：是，一直守口如瓶。在“文革”期间，由于我父亲的特殊身份，我遭遇了诸多非议，并被派遣至农村从事劳动长达数年。尽管我那时已敢直言，但无人相信，一个曾服务于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怎可能为共产党效力？这简直不可思议。众说纷纭，最终得出的结论竟是我未能厘清界限。

陈晓楠：你心里委屈了？

吴韶成：无奈之下，我终究病倒了，遭遇了严重的出血状况，最终在医院的安排下，不得不将牙齿全部拔除。

陈晓楠：多大年纪了？

吴韶成：年过四十，尚算年轻，然而全口假牙已是现实。时光荏苒，转眼间六十余载已逝，这些过往的疑团理应揭开，大家应当能够畅所欲言，毕竟，已无何等重大秘密值得隐瞒。

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军区卫生部工作的朱晓枫也很快接到了母亲遇难台北的消息。从此，她将名字从陈倬如改为朱晓枫，作为对母亲的纪念（朱谌之又名朱枫）。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谌之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但此前朱谌之的入党介绍人、新知书店负责人徐雪寒给朱谌之的丈夫朱晓光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有关同志认为，在台灣尚未解放之前公开纪念她，似乎并不适宜。我亦持有此看法。”

“文革”时，国际书店总经理朱晓光遭受了殴打和批斗的折磨，而抄家者则闯入他的住所，将朱谌之的宝贵遗物一一查抄并带走。传闻四起：“据悉，有人在台北街头目睹了朱枫与国民党军官并肩而行，手挽手，她似乎已被视作国民党的间谍……”

朱晓光频繁遭受各地批斗的折磨，生命时刻面临被夺走的危险。然而，一踏入家门，他便向孩子们叮嘱，若有一天他不幸失踪或离世，务必坚信烈士妈妈才是当之无愧的烈士。

朱晓枫，曾在台湾少年团历练，亦经历过“一般性审查”，恰逢吴韶成遭受批斗之际，她便被分配至农村医疗队，担任了一名赤脚医生。面对四处张贴的大字报上关于她母亲是叛徒的指控，她内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震撼与难以接受。

朱晓枫：尽管出身于显赫之家，我的母亲却毫无富贵人家的女儿风范。她本人的生活极为朴素，却毫不犹豫地将资金投入到事业之中。在上海那段岁月，地下工作联络点的桌椅沙发，无一不是她亲自出资购置；当抗战经费告急时，她一次便慷慨捐赠了数百大洋；而新知书店因纸张短缺无法印刷进步刊物，她更是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珍藏于上海银行的一枚3克拉钻戒变卖。

一位与我同样投身地下工作的战友被捕后获释，组织上派遣我的母亲亲自护送他登上前往香港的船只。他乘坐的是四等舱，舱内既无床铺亦无座位，海风一吹，不禁使他冷得瑟瑟发抖。母亲立刻奔向卫生间，脱下自己贴身的毛衣，递给他并让他穿上。四十年前，在我母亲牺牲之际，我再次见到了这位战友，自那以后，他始终珍藏着这件已经磨损的毛衣。他将它赠予我，作为纪念，这件毛衣也成为了我手中为数不多的母亲遗物之一。

我的母亲在对待工作和对待同事时都展现出了极大的无私与奉献精神，直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能将她视为叛徒？我曾致信安全部，恳请对母亲的事迹做出公正的评价，探明她牺牲的真相。即便母亲已离世，她也理应获得一个公正的结论。我强烈要求相关部门对此事进行调查并给出结论。

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吴韶成与朱晓枫始终为父母的荣誉而辛勤地申诉不懈。1973年4月，鉴于吴石将军在推动祖国统一大业中所展现的卓越贡献，周恩来总理毅然决然地力挽众议，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国务院正式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1983年4月，鉴于“文革”期间个别人对朱谌之同志的不实诽谤，中共中央调查部发布《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高度评价其“在敌人面前展现出革命者、共产党人坚贞不屈、忠于革命、人民的革命精神”。同时，该结论明确指出，“十年动乱”期间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之词均应予以推翻，对于因诬蔑而遭受牵连的亲属，应在政治上恢复其名誉，并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1990年6月29日，为纪念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一场庄重的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会上，邓颖超同志对朱枫烈士表示深切怀念，并向其后人致以亲切慰问。与会者纷纷表达了对这位杰出女性朱谌之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

在1984年春节的前夕，59岁的吴韶成终于与在台湾的小妹取得了联系。他们商定各自踏上前往美国旧金山的旅程，以与年近八旬的母亲团聚，而这一家人自34年前便分隔三地。

吴韶成：我那弟弟离别时年仅六岁，而当重逢之际，他却已步入四十岁的大关。抵达机场，我几乎不敢相认，他已变得判若两人。

陈晓楠：30年未见。

吴韶成：三十四载春秋，心中千言万语竟难以启齿。我索性迈步向前，双膝跪地，向母亲表达敬意。母亲已步入八十高龄，却亲自下厨，为我们烹制了一桌丰盛的福建风味佳肴。她擅长烹饪福建菜肴，每一道菜品都流露出家的温馨与味道。34年后再尝妈妈菜。

陈晓楠：味道太复杂了！

吴韶成：的确，生活中酸甜苦辣俱全。为此，我在桌上特意为父亲准备了一套碗筷，以此象征着全家人团聚的美好寓意。

陈晓楠：母亲说了什么？

吴韶成：她初被拘捕时，对方轮番对她进行了24小时的审问。彼时，她对于所有事宜一无所知，亦无法提供任何信息。我父亲并未向她透露任何情况。

陈晓楠：他们在狱中见过面吗？

吴韶成：彼时邂逅，仅有一面之缘。父亲轻声安慰道：“今日我特意加菜。”或许是察觉到那处的伙食颇为简陋，他希望以此聊作慰藉。

陈晓楠：也为了让她安心。

吴韶成：说了那句话，再无相见。

陈晓楠：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吴韶成：是的。数日之后，她将我父亲在狱中所书写的遗书递至我手中，遗书中写道：“我一向未曾刻意经营资产，生活简朴无华，所有余钱皆用于购买书籍或资助亲友。愿子孙们能感悟我一生秉持的清廉之志，明白自立更生为善之道，坚守我家崇尚清廉与节俭的家风，这便是我最大的心愿。”这是他交待给我们的。

陈晓楠：遗书提及他在地下党的事吗？

吴韶成：没有。他就一句话：“一心相托，足以对翁泉下。”这句概括了一切。

陈晓楠：你母亲有生活来源吗？

吴韶成：生活很困难，当时，亲戚朋友们都尽量避免与他们有过多的接触，唯恐自身遭受波及。我的妹妹当时年仅16岁，便想方设法支撑起这个家。最终，她放弃了学业，不久便匆匆出嫁。

陈晓楠：台湾社会对此避之唯恐不及。

吴韶成：至今仍如此。我妹妹总是提心吊胆，心理压力颇大，即便大陆的亲友来访，她也常常拒绝相见，深怕在异地再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她就像一只受惊的飞鸟，几十年来，每日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

纵然吴石与朱谌最终得以昭雪，但吴韶成与朱晓枫内心深处，始终留存着无法消解的遗憾与重重谜团。鲜少有人了解他们父母的英勇献身，即便他们自己，也难以得知父亲母亲在生命最后一刻究竟经历了何等艰辛。这两位毅然投身信仰、不惜献身的潜伏者，终未能重返故土，甚至他们的故事亦未曾带回。自父母捐躯之半个世纪以来，吴韶成与朱晓枫仅能于父母遗留下的寥寥数封书信与几张旧照中，追忆父母的音容与笑靥。然而，更令他们痛彻心扉的是，清明时节，心中怀着对父母的深切思念，本想前往扫墓以寄托哀思，却无奈寻觅不到可祭扫的墓地。

直至2000年，一组刑场照片的揭露，才将那段沉寂已久的往事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组照片激发起了朱晓枫的坚定决心，她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寻找在台湾的母亲遗骸。于是，她开始委托台湾知名记者、照片展览的发起人徐宗懋伸出援手，协助她展开寻找之旅。

朱晓枫：众多遇难者的遗体已确认归位，唯有我母亲的遗体杳无音讯。我亟需弄清楚母亲是否有遗骸，是否有人负责妥善安葬？我深切期望能够找回母亲的遗骸，将她带回大陆，回到故乡，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完成她的归乡之旅。

然而，最终的搜寻结果却令人心酸——我母亲的遗体无人料理，至今杳无音信。在感情上，吴石在被枪毙后，其家人立刻将他收殓，而我母亲却无人问津，竟至遗体无人安葬。尽管如此，我亦能感同身受。我的姐姐陈莲芳及其家人当时不幸卷入了审查风波，历经漫长的审查过程。时至今日，他们仍旧对此事缄口不言。他们自然也不愿前去领回亲人遗骸，生怕再度遭受牵连。历经三年的寻觅，我终究未能找到，心绪也渐渐平复。我深知此事的艰难，正如我国古语所言：“青山处处埋忠骨”，若果真寻觅无果，便也罢了。事实上，她留给我们的，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而非其他。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忘记她的存在。

同年，两岸关系的逐渐改善使得吴韶成得以将父亲的骨灰从台湾带回大陆。他将这宝贵的骨灰安置于北京福田公墓，默默地守护着父亲的遗灵。五十年后，吴石将军得以以这种方式魂归故里。而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吴韶成，在人生的暮年终于得以与父亲重逢。

吴韶成：我把父亲的骨灰留在家中。

陈晓楠：当初将骨灰带回，实则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与父亲实现某种形式的重逢。

吴韶成：每逢佳节、喜庆生日之际，我亦得以燃香祈福，虔诚叩首。然而，我这一生未曾尽到对父亲的孝道之情。

陈晓楠：这是您的遗憾。

吴韶成：不愿提及，想起便痛。

陈晓楠：吴韶成至今仍清晰记得，父亲那番深情的遗言对他所托。父亲坦言，自己并无任何物质财产可留，唯有手中的一摞书籍，期盼在他离世后能够捐建一座图书馆。然而，吴韶成感叹，众多书籍在“文革”动荡中被付之一炬，这个愿望在他有生之年恐怕难以实现，这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

吴石的骨灰至今在北京福田公墓得以安放，而朱谌之的骨灰虽未能归葬故土，但1995年，她的家乡宁波镇海县在镇海中学操场之侧，即其故居之旁，建起了一座小巧的纪念馆。吴石与朱谌之，便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对家乡的回归。

或许鲜为人知他们的传奇，于众人看来，他们或许是烈士，或许是英雄，然而在我所了解的吴韶成与朱晓枫心中，他们始终只是最平凡而又最非凡的父母。

1949年，吴石将军在踏上赴台之路之际，面临了一个痛苦而艰难的选择：他决定将就读于大学的长子吴韶成与长女吴兰成留在了大陆，仅携次女吴学成与幼子吴健成一同前往台湾。这一别，竟演变成了永久的诀别。

大陆子女的波折：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吴韶成与吴兰成二位因父亲曾公开担任“国民党将领”的身份，在职业生涯与日常生活中长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吴韶成曾遭遇下放至农村的劳作经历，而吴兰成则被派遣至环境恶劣的内蒙古呼伦贝尔林业医院工作，自此扎根二十余载。直至1973年，得益于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与介入，吴石得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从而根本改善了他们的境遇。

台湾子女的苦难：1950年，吴石英勇就义，其家在台湾的生活随即陷入困境。夫人王碧奎曾遭受牢狱之灾，出狱后仅能靠为人缝补衣物来艰难维持生计。幼年的吴学成与吴健成一度流离失所，在台北街头漂泊，幸赖父亲旧部冒险伸出援手，方得暂时安身。为了贴补家用，吴学成不得不早早辍学，步入社会打工，且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早早成婚。

尽管历经磨难，吴石的子女们分别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终圆了跨越海峡的重聚之梦。

吴韶成在冶金领域崭露头角，成为一位资深经济师，同时亦身兼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重任。吴兰成则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享有盛誉，荣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并曾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健成，在台湾度过童年岁月，他刻苦攻读，成功考入台湾大学，随后远赴美国深造，继续拓展自己的学术之路。

1981年，经过三十余年的分离，这一家人终于在美国实现了团聚的夙愿。1991年，吴学成将父亲的骨灰迎回祖国，安放在河南郑州，并最终迁葬至北京。2013年，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落成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吴石将军的雕像巍然矗立，成为后人瞻仰的丰碑。

吴石家族的传奇，宛如一部史诗，其中交织着个体的喜怒哀乐与家国天下的伟大情怀。他们以自身的历程向我们昭示，忠诚与奉献的精神，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