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密会日军！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算盘，比战场更黑

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夜，一桩匪夷所思的请求被递交到日军指挥部。提出请求的，不是伪军，而是顶着“抗日”名号的桂系部队。

内容是：请求日军“友军”协防，帮助他们牵制新四军。

这不是孤证。一份由桂系前上校团长伍焕嵩写下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桂系高层如何与日伪勾结，甚至签订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条约。

放眼全国，跟日本人签协议的军阀不是没有，山西的阎锡山就干过。但阎老西好歹还顾及脸面，签了字却不敢真履约，最后还被日军反手一击。桂系不一样，他们是真把日本人当“友军”来用，主动要求对方配合自己打内战。

这就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所谓的“桂系抗战”，那张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英雄画皮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一盘精明到冷酷的棋局？

这盘棋的起点，叫“模范省”。

桂系最引以为傲的资本，就是他们治理下的广西。但就在这个“模范省”的心脏地带，桂南会战期间，国军第九师师长郑作民，不是死在冲锋路上，而是被头顶的日军飞机精准炸死。

为什么这么准？

据幸存的营长回忆，部队行军到一处破窑时，周围突然冒出许多打着黑布伞的“老百姓”，他们有的朝天发射信号弹，有的用镜子反射日光，为日机精准指示了目标。

大后方，一夜之间冒出这么多训练有素、分工明确的汉奸，这叫“治理得好”？长沙会战时，湖南民众同仇敌忾，被誉为“民心可用”。怎么到了广西的“模范省”，国军将领就要被自己人捅刀子？

答案很简单，桂系的治理，从来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独立王国。当这个王国的利益与抗战大局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安徽的“立煌事变”，就是最赤裸裸的证明。

日军一个联队，最多五千人，长驱直入桂系六万大军的防区。如入无人之境。沿途烧杀抢掠，大火连烧三天，平民死伤枕藉。桂系的六万精锐，枪炮齐全，却选择了全程“转进”。

他们不是不能打，是不想打。为了保存这点实力，宁可看着防区被屠戮成一片焦土。

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事后桂系安徽省主席李品仙的讲话。面对堆满无辜者尸骨的“千人墓”，他对自己安然无恙的部下们说：“此次事变，各位都尽到了应有的责任，并能安然无恙，我深感到安慰，并为各位庆幸。”

庆幸什么？庆幸死的不是自己人？庆幸桂系的本钱没有在抵抗中消耗掉？

这种冷酷的“成本核算”，贯穿了桂系抗战的始终。部队是私产，地盘是私产，一切服务于李宗仁、白崇禧的权力游戏。

所以，当部将陈恩元授意手下唐光璟投降日军，当上伪维持会长，为日军征集“慰安妇”时，桂系高层选择了沉默。战后，陈恩元甚至还出面包庇他。

所以，当黄埔一期出身的桂系将领黄子琪，在武汉投靠汪伪政权，成为屈指可数的黄埔叛徒时，战后白崇禧能将他从监狱里保释出来。

自己人，哪怕是铁杆汉奸，只要对桂系还有用，就可以被原谅。这不是抗战，这是在经营一个地方社团，讲的是“忠义”，但忠于的是山头，不是国家。

这盘棋下到最后，图穷匕见。

1949年春天，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上代总统，手握最高权力。他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什么？

释放所有非死刑的日本战犯。

连蒋介石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的事，李宗仁做了。他想干什么？是想借日本人的力量制衡解放军？还是想向美国人展示他有能力整合远东的一切反共势力？

没人知道确切答案。但这个举动清晰地表明，直到最后一刻，桂系领袖们思考的，仍然不是民族大义与历史正义，而是如何利用一切棋子，在即将崩盘的棋局里，为自己谋求一线生机。

从与日军的秘密协定，到对汉奸的包庇，再到最后释放日本战犯，桂系的每一步，都走在民族利益的对立面。

他们的算盘打得太精，始终将“保存实力”置于“保家卫国”之上。这盘棋，他们或许自以为没有输，但代价却是脚下那片土地和人民的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