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唐代宗李豫卧病弥留之际，立太子李适监理朝政。然而遗命方下，身亡于大明宫之中。太子监国未满一日，便继承皇位，年仅三十八岁，于是大唐迎来第十任皇帝唐德宗。

唐德宗生于天宝元年，也曾亲眼目睹开元盛世的繁华。可等到他继位时，帝国早已伤痕累累。尽管唐代宗耗费十余年才勉强将大唐从天崩地裂的危局中拖回，但留下的隐忧依然严重。新君登基，稍有处理失当，便可能引发更大动荡。

怀揣重振朝纲之志，德宗刚刚亲政却遭遇朝臣掣肘。代宗临终嘱咐丧葬简约，还缩短了哀制，仅存三日。此为先帝遗命，本无异议，却引来宰相常衮强烈反对，要求恪守祖制，甚至越权以三宰相的名义联名上表施压。常衮独断专行，招致郭子仪、朱泚同僚不满。德宗将常衮贬赴潮州，方暂时平息权臣干政风波，命与常氏素有旧怨的崔佑甫为新相。至于代宗丧事，仍依遗诏简办，避免了首辅集权隐患。

摆脱相权干扰后，德宗又不得不面对宦官势力。自肃宗朝以来，宦官掌控禁军，天子安危实受制于人。刘忠翼一度因代宗宠信权势熏天，甚至欲废太子李适，自立韩王；所幸未能得逞。德宗即位后，刘忠翼与黎干谋反自保，然而其行踪早被监控，最终处死。但掌控禁军的王驾鹤比刘忠翼更为强大，德宗不敢轻举妄动，只得策动崔佑甫牵制对方，转而让心腹白志贞接管神策军，将权柄掌控于己。

在肃清权势宦官后，他方能开展施政。但大唐经过内乱，朝局混乱用人失序，元载卖官鬻爵导致纲纪废弛。常衮为相后，又只信任科举出身的士子，荐举官员一概不用。崔佑甫继位则重视实才，不拘门第，选贤任能。朝政新风初现，宫廷节俭成令，收缩冗员，削弱地方贡奉，整顿宦官索贿，政治风气暂时清明。

然制度问题盘根错节，尤以府兵制之变影响深远。府兵、均田、租庸调制度原为唐朝强盛根基，随着高宗末年以来土地兼并加剧，百姓分田日减，赋役繁重，大量人民为避徭役赋税而逃亡。至德宗在朝，税源流失，国库空虚，难以为继。为缓解困局，重用杨炎，推行两税法，以户籍、田产为基础，夏秋两季征收，以钱代实物。此法初行时，实减轻了部分民困，也为国库补充财力，为日后对付藩镇提供底气。

权力结构松散的现实下，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卒，其子李惟岳自请继承官职，魏博节度使田悦亦支持节镇世袭制。德宗深忌边镇尾大不掉，断然回绝请求，激起李惟岳联合魏博、淄青、山南等军多路叛乱。神策军尚未成气候，德宗只得借助制衡之策，调动淮西李希烈为南平郡王以破叛军。李希烈为求地盘卖力攻伐，仅图自利。山南东道梁崇义首先崩溃身死。可是战后德宗拒绝李希烈扩地请求，引发李氏不满，叛军势力愈发复杂。德宗不愿过度依赖一方势力，致使各路武将、叛军乃至地方镇守陆续结怨。此种“以藩制藩”手法反而激化藩镇割据，形成更大隐患。

随后，魏博田悦联合朱滔、王武俊等更大范围叛乱爆发。局势所迫，德宗不得已调动周边全部兵力，甚至一度被陆贽劝谏缓和局势，但德宗自信削藩努力即将见效，未肯妥协。

然而计划未及收效，建中四年（783），泾原军镇压叛乱未得赏赐，军心不稳，因吃穿乏困引发兵变，长安骤然陷落。仓促间，德宗只得仓皇逃往奉天。朝野慌乱，幽州朱泚被拥立称帝，国号“秦”，新君大肆屠戮唐室。奉天告急时，德宗亲自督战，太子李诵登城防御，官员誓死。情势危亡，幸得李怀光率军驰援，方使局面转安，但随之又起新的将领反叛。几经曲折，才暂时平定混乱。

这场削藩之役，终以德宗自践罪己诏、向藩镇低头谢罪收场。六年图削藩之业，终归无果，反使地方势力更牢，皇帝一次次被迫弃都。尝尽挫败后，德宗对藩镇态度急转，前期强硬转为后来的姑息和示弱。

但他并未完全意志消沉，而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着力扩充神策军，为中央政府重新培养一支能独立自保的精锐武力。发展神策军需巨额军费，德宗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从太监手中筹集钱粮，各类敛财政策层出不穷，“税间架”、“算除陌”等加剧百姓重负。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直陈其私藏钱财之举是“匹夫之鄙志”，但实际上，乱世皇帝深知坐拥财富是保国自保的最后砝码。

德宗个人节俭成性，饮食起居并无奢侈，但为了维系神策军战力，不惜重赏以聚拢兵心，神策军逐渐壮大到十五万之众。由此，神策军成为维护中央权力的唯一依托。对宦官的倚重也非出自偏爱，而是失望于文官束手无策。泾原兵变时，文臣控军失效，反而是宦官及时护驾，协助德宗、太子避险。经历生死，皇帝再次把禁军交到宦官手里，自然日后留下“宠信宦官”的恶名。

贞元二十一年，德宗病逝于长安，总共在位二十七载，终年六十四岁，仅次于玄宗、高宗两朝。因为削藩不利、频繁聚敛钱财与对宦官过度信任，历史上的德宗屡被批评为“昏君”。司马光评价其“暗浅多疑”“赋敛烦重”，权臣叛贼并起，宗社险失。欧阳修更是斥其“猜忌刻薄”。自此，宋代士大夫普遍贬低其为昏暴之主，王安石等人言及德宗动辄置于汉元帝、宋徽宗之列为反面例证。

但若仅循传统印象，未免失之偏颇。德宗作为大唐最后的“盛世见证者”，曾以恢复祖宗旧业自勉，未尝不曾勤勉努力。大势已去，长安失守，几近家国沦亡时，亦能以罪己自省。随后的神策军体制，为日后收复权柄、推动唐宪宗中兴埋下了伏笔，虽也令后世藩镇和边镇分裂成为新隐患。

回看德宗一生，既非明主，也远非庸碌之辈。在安史之后山河残破、藩镇蜂起的艰难局面下，他做到了力图振作，虽屡遭挫折，但直面现实，探索变革。能够深刻理解具体局势，或许比传统评判标准来得更为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