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那位曾在共和国的辽阔天空中声名显赫的杰出将领，在民族解放的壮丽征途中，留下了令人瞩目的赫赫战功，其英勇事迹至今仍在家乡流传，历久弥新。然而，他不幸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狂澜中的牺牲者，名誉扫地。尽管如此，这一切都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真正应当关注的，是那个真实存在的林彪——那位开国元勋的林彪。

怀着满腔的憧憬，我们踏入了曾任林彪元帅政务秘书的谭云鹤先生府邸。在简短的自我介绍及说明来意之后，年过八旬的谭老先生欣然应允接受我们的采访。谭老精神矍铄，他语气坚定地表示：“我深知你们所希望了解的，市面上对于林总的评价多有失实之处，即便是电视剧中对林彪的刻画，亦难以触及其真实的形象。”

张闻天两次动员。

1948年五月，我有幸受命担任哈尔滨东北局巡视团的巡视员。彼时，高岗同志执掌团长之位，而张闻天同志，亦被誉为洛甫，肩负起副团长的艰巨使命。

某日，张闻天的秘书蔡黎至我居所，转达了张闻天有要事需商榷的消息，并急令我即刻动身。起初，我以为这仅是常规的工作交接，遂匆忙前往他的办公室。张闻天的居所恰与我家对门而立，步行仅需短短数步，便可迅速抵达。

张闻天在我踏入时立刻起身，一边热情地与我握手，一边引导我入座。随后，他解释说邀请我的目的是商讨一项人事变动。组织有意安排你担任林彪的私人秘书，负责处理政务事宜。而在日常生活和安全保卫方面，林彪已有专人负责。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首先，我对军事事务缺乏深入的洞察；显而易见，我长久以来专注于地方事务，且我更倾向于持续在这一领域深耕。其次，我未曾有过担任秘书的经验，对于秘书的职责以及应有的工作方式一无所知，我担心自己可能无法胜任这些职责。再者，我的性格较为急躁，情绪波动较大，听闻军队中也有性情急躁的领导，甚至有人会情绪失控。若不幸与这类人物发生冲突，那将是一场不幸的遭遇。

首要条件，须具备曾任县委书记职务的丰富经验。尽管林彪同志身为东北局的一把手，对地方事务的熟悉程度尚显不足，因此，他迫切需要一位曾担任县委书记秘书的得力助手来辅佐。而你，恰好符合这一条件，曾两次担任此要职。其次，秘书需保持单身状态。鉴于军队工作的特殊性，携带家眷往往带来诸多不便，而你未婚的身份，恰好满足了这一条件。最后，林彪同志期望秘书能高效完成文字工作。根据我在巡视团期间对你的观察，你的写作速度之快、文字功底之扎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基于这三个条件，你被选中担任秘书一职。

附带一提，当时东北地区的局势颇为紧张，东北局在1946年初颁布了一项严格的规定。该规定要求男同志结婚须满足三项条件，统称为“二八、七、团”。所谓“二八、七、团”，即规定男性同志的年龄须在二十八岁以上，党龄需满七年，且必须是正团级或以上级别的干部。尽管许多同志并未完全符合这三项要求，他们仍毅然迈入婚姻的殿堂，为此付出了党纪惩处的代价。我曾亲眼目睹一些同志在东北局主办的党刊上受到了公开的批评。尽管我当时的党龄已超过七年，且担任正团级以上干部，但由于年龄尚未满二十六岁，我至今尚未找到合适的伴侣。

张闻天察觉到我沉默不语，便紧接着开口：“纵然你对军旅生活尚且陌生，对军事事务也不甚熟悉，但投身军营工作一段时日，亦能积累到许多校园之外的宝贵知识与经验。此外，依据林彪提出的三大条件，我暂时未能觅得理想的合适人选。目前，可供挑选的县委书记候选人众多，然而其中不乏已婚者，且不少人的文化修养还有待提高。或许你先回家深思熟虑一番，待时机成熟，我再来与你进一步商讨此事。”

自张闻天处返回，我内心依旧平静如水。深思熟虑之后，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其实抗拒着那次的出行，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只能选择拖延时日，寄希望于时间能够化解这纷扰。然而，两三天过去了，并未收到任何新的消息，我以为风波已经平息。没想到，蔡黎却又找上了我，邀请我前往面见张闻天。

心中盘算着，张闻天再次邀请我交谈，九成是打算指派我担任林彪的秘书。若不是这样的话，若能有机会规避，蔡黎只需简简单单地告知一声。于是，伴随着蔡黎的脚步前行，我脑海迅速转动：若张闻天还是执意让我做林彪的秘书，我又该如何向他表达我的想法？不过，因为两栋楼间的距离仅有几十米，我还没来得及构思出合适的言辞，就已经到达了张闻天的办公室前。

张闻天目睹我踏入，脸上绽放出温馨的笑容，语气温柔地询问：“你的主意定了吗？”我重申了初次交谈时提出的观点，并强调经过深思熟虑，我仍旧坚信不采取行动是最优选择。

张闻天发现我尚未同意赴任，于是再度展开劝说。他强调林彪急需一位秘书，但目前尚未物色到合适人选。他提议，暂由你担任此职位，待我寻找到合适的替代者后，再将你调回东北局。你对此计划有何看法？

“林彪先生现正于太阳岛静养，敬请各位于明日清晨按照此地址渡江前来探望。”

显然，张闻天与林彪对此已达成共识。在我答应之后，他即刻提笔挥洒，草就一封言简意赅的介绍信，并在信中附上了林彪在太阳岛休憩的准确地址，告知我次日凌晨即可渡江拜访。综合种种考量，我的心中不再有其他杂念，唯有遵从组织的指示。

叶立平祸从天降

谈及林彪曾担任秘书的经历，便不禁浮现出一则颇具趣味的故事。

在张闻天与我初次交谈，并提议我出任林彪秘书一职之际，我陷入了沉思。经过深思熟虑，我最终选择了婉言谢绝。紧接着，我向远在延安的老友叶立平寄出了一封书信，向他吐露了我内心的纠结与挣扎。

在波澜壮阔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与叶立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3年，在这场运动的洪流中，我蒙冤被错判为“特务”，不得不离开党的机关。组织随即安排我前往陇东中学担任教职。凭借高中及大专一年级的学历，加之边区普遍较低的文化水平，我勉力担负起这份职责。叶立平曾是“鲁艺”的一员，早已在陇东中学履职。我们俩，戴着同样的“特务”标签，初次相见便情投意合。此后，我们并肩投入教学、开荒等工作中，又都对文艺抱有极大的热情，彼此间的友谊与日俱增，最终成为了莫逆之交。1946年，我们再次携手，一同踏上了前往东北的征途。

执笔这封致叶立平的信件之际，他正担任辽北省镇赍县县长一职。那段记忆犹新，那是1948年的伊始，我在东北局巡视团的职务上，因公事之故抵达镇赍县，在那里，我们偶然相遇。他对我款待有加，举杯邀饮。正是这一偶然的相逢，让我得以掌握他的联系方式。随后，我将自己不愿担任林彪秘书的诚挚心意，倾注于信笺之中，寄往他的手中。自此，长达四十余载的光阴里，我们未曾重逢，对彼此的行踪也一无所知，以至于我们之间再无书信往来。

那是在1987年，我有幸被委以重任，前往大连执行任务。在一次闲谈间，我随口提及了叶立平的名字，大连的同志们立刻表现出好奇，纷纷询问究竟是指哪位叶立平，以及他的全名是哪几个字。我详细地为他们做了说明。他们告诉我，这位叶立平曾任职于大连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尽管已经退休，却依然选择留在大连安度晚年。得知这一消息，我心中充满了喜悦，便与我的伴侣一同前往他的住所，特地进行了拜访。

未曾想，初次见面时，他竟笑容满面地指向我的鼻尖，戏谑地说：“回想起‘文革’时期，你对我可是毫不留情！”此言令我困惑不解，因文革期间，我们并无瓜葛，对他的行踪也一无所知。更别提我自1966年10月起便遭受打压，长达六七年被软禁，根本无从揭露或提及与他有关的任何问题，他怎会误以为是我让他承受了痛苦呢？

等我坐下来一细问，才知道，我写给他的那封不愿意去给林彪当秘书的信，他一直没有扔，林彪在台上红得发紫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它销毁，也就无意保存了下来了。“文化大革命”中，他挨斗，被抄家，造反派搜出了那封信，就拿那封信攻击他：你保留这封信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拿谭云鹤不愿意去给林彪当秘书这件事，作为有朝一日攻击林副统帅的炮弹?为这件事，把他批斗了好几次，真是滑稽透顶。

林彪考我

在与张闻天展开第二次深度对话之后，我已下定决心，接受林彪秘书的职务。自此，关于是否前往的疑虑已烟消云散，我全神贯注地思考如何快速融入新环境，并全力以赴地为林彪提供服务。翌日清晨，我乘坐有轨电车，从南岗出发，抵达松花江畔，随后租用了一条小船，横渡松花江，直至抵达林彪的住所。

幸而那日并非周末，渡江游玩的人潮稀少，众多小舟见有宾客降临，纷纷热心地邀请他登船。我精选了一艘船夫年轻健壮、舟船设计新颖的船只，随即登上了船。那天的气候格外宜人，天空湛蓝如洗，阳光灿烂，微风轻柔，不久便顺利抵达了江北岸。

徜徉在太阳岛的绿意之中，映入眼帘的是一群群悠闲的俄国青年男女，他们悠然自得地居住在各自的别墅里。他们或结伴而行，在树荫间挂起网球场，尽情挥洒汗水，欢声笑语中享受着运动的快乐；或舒适地倚靠在摇椅上，谈笑风生，尽显悠然；而有些人，只着泳装，在院落柔软的沙地上尽情沐浴着阳光的温暖。

我多次踏足太阳岛的旅程，因此，借助张闻天提供的住址，我迅速便找到了林彪所居住的那栋别墅。

在太阳岛上，一座两层楼高的别墅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样的建筑风格在此地颇为少见。绝大多数的建筑物都采用了木质平房的格局。林彪所居住的别墅便是这一风格的典范，其内部空间虽不宽敞，却全由木材构筑，大致可容纳六七间居所。别墅旁配有一个精致的小庭院，规模适中，四周环绕着一米高的木质栅栏，而入口处则有警卫人员严阵以待。

抵达现场之际，警卫显然早已得知我上午的来访安排，因此我只需进行一番简单的自我介绍，他便引领我步入室内。沿着三四级木质台阶缓缓而上，便置身于客厅之中。这间客厅的面积大约二十多平方米，其内部装饰风格简约至极，仅有几把椅子和一张三屉桌，而沙发等家具则未见踪影。

踏入屋内，我的目光立刻转向一侧，只见林彪正悠然地安坐在一张以白帆布为材质的躺椅之上，而与他并肩而立的是叶群。

这是我首次得以亲见林彪的风采。然而，他那温润儒雅的气质，始终让我难以将他同平型关战役的指挥形象联系在一起。唯有他身着那笔直挺拔的黄呢子军装，方能瞬间唤醒人们对他这位身经百战将领的认知。而此时，我也首次与叶群见面。林彪在她走进时，亲切地开口：“请进，请坐。”

我将张闻天所撰写的介绍信递至他面前。林彪只是匆匆一瞥，便示意我坐下。显然，张闻天已提前与他通了电话，告知了今日上午我将拜访的消息。随后，林彪便逐一询问我的籍贯、家庭背景、学历、入党时间、工作经历、个人兴趣，甚至询问我是否有伴侣等细节。当我提及：“祖父曾教导我，四代之前，我家祖籍湖北麻城孝感县的洗脚河，后来迁居至四川。”林彪听后，忍不住露出了笑容，说道：“原来如此，我们竟然是同乡啊！”

“切记，务必将此记录。”在这一瞬间，我顿悟了其中的深意，心中已然推断出林彪此举的目的，乃是测试我的记录速度与书法的严谨度。于是，我坐在那张三屉桌旁，握紧钢笔，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林彪的指令。

疑云密布我心头，林彪面前却空空如也，既不见书卷，亦无报纸或杂志，他究竟在传达何种观点？短暂的寂静过后，林彪阖上双眼，安详地倚靠在躺椅上，缓缓吐露：“国际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固有属性……”他的语调平缓，不急不慢。我顿时感到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紧张感油然而生。我迅速记录，力求精确，并确保字迹清晰。记录近千字后，林彪示意我暂停，并要求审阅我的笔记。

他快速浏览了一遍，点头表示满意：“不错，你明天再来。”我回应说可能无法按时赴约，便询问原因。我解释说工作还未完成，能否将时间推迟到四到五天之后？林彪表示赞同，并补充说那段时间他事务不多。但他也提醒我，如果到时候再来，就不必去太阳岛，因为他很快会过江，不会再在那里停留。他指示我直接去辽阳街一号他的住所。

到任第一天

五日之限已至，我开始了前往辽阳街一号的征程，那里是林彪的寓所，我须在此完成报到事宜。陪同我的，是我的贴身警卫郭珍。

位于辽阳街一号的平房亦颇为别致，其地下室巧妙地设计有外置窗户，而地面以上则分布着约七八间宽敞的居所。屋后排列着五至六间的另一排平房。进入屋内，需攀登五至六级的水泥台阶。尽管台阶较多，但院落却显得宽敞无比，种植着十余株树木，并点缀着几朵鲜艳的花卉。院中设有一池清澈见底的清水，一旁还点缀着假山石，营造出一种雅致的氛围。院落被一道约两米高的木板围墙环绕，围墙涂饰着深绿色油漆，从外侧几乎无法窥见内部的景致。一扇紧闭的门扉，仿佛是专为汽车通行量身定制。而在大门的一侧，另设有一扇小门，专供行人出入。

我家与辽阳街的一号院相隔不远，步行仅需约一里路程，穿越三个街口便至。我轻敲院门，警卫闻声迅速打开侧门。他询问我到此的目的，我答道：“我是来担任首长秘书的，名叫谭云鹤。”听闻此言，他并未通报，便直接引我入院。

“我带你见首长。”

林彪的接待室空间并不宽敞，面积大约在三十平方米左右。室内布置简约，仅摆放了几张沙发与几只茶几，陈设风格颇为简练。

步入门厅，叶群立刻大声喊道：“谭云鹤同志光临，谭云鹤同志光临！”

不久，林彪步出卧室，与我相见后便示意我入座。此次会晤，林彪未作过多寒暄，便直截了当地向我布置了具体的工作任务。他明确指出，我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各类文件与电报。对于那些紧急且至关重要的电报，尤其是来自中央军委的，一经接收，便应即刻呈送至我手中。至于其他一般电报，则可在早餐后、午休后或睡前适时递送。

至于我需向下属部队或军委、主席发送的电报，我便会亲自口述，或亲自至你的办公室。届时，将由你负责记录与整理。待我确认无误后，我将指派专人将这些电报递送至罗荣桓、刘亚楼处，其中部分还需谭政审阅。若需进行修改，我将在审阅后提出具体意见；若无修改之需，则将直接派人送往机要处进行处理；若需修改，则必须先行由我进行审阅。

林彪交待完毕后，见我已经透彻理解了他的意图，随即指示叶群进行陪同，并为我精心安排了居住和办公的场所。

那时，我的行囊颇为朴素，仅有一床被褥和一些便于更换的衣物。这些衣物被有序地收纳在一个布袋里，夜晚便成了我温馨的枕头。此外，还有一个轻便的箱子，里面装满了书籍与日常所需。伴随我的，还有一把精致的小提琴，它是我的忠实伴侣。

难题在于，我未能成功将曾经的警卫员郭珍同志安排到林彪同志的近旁。郭珍同志是我主导的首轮土地改革运动中，在密山县半截河地区挖掘出的活跃分子，自那时起，我们便携手共事超过三年光景。他更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原计划安排郭珍同志继续执行林彪同志的警卫任务，他无疑完全胜任这一岗位。不过，当时林彪同志身边的警卫员均为关内经验丰富的战士，他们均经过司令部的严格选拔和审批。王本同志曾向我力陈，建议郭珍同志返回家乡，并明确指出，我们这里的任何警卫任务，均可由警卫班全权负责。

面对重重困境，我向江北局行政处长申力生递交了一张简短的便条，衷心恳求他能帮助郭珍寻找新的职位。郭珍背起行囊，携带着我致东北局行政处的那封信，黯然离去。自他跟随我以来已过三年，我们之间早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离别的那刻，他泪流满面，低头沉默，无言以对。

我竭力宽慰他，向他保证，无论在工作中遭遇何种难题，他随时都可以向我寻求援助。然而，自那之后，他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1953年，当我被任命为松花江省委秘书长之际，我才得知他因仅有两年的小学学历，文化程度有限，只能担任省工业厅的收发员。当我前去探望他时，他已经成家立业。遗憾的是，仅仅三年之后，他就因癌症不幸离世。

我曾担任过县委书记一职，在军旅生涯中，我是一名正团级的军官，而王本则是副营级的将领。起初，我天真地以为我们的职责大同小异，均需担任秘书之职，因此推断我们的饮食标准应该相差无几。然而，当我亲自目睹警卫员送来的餐点时，我才震惊地发现，王本的饮食与我截然不同。

原计划是将我们各自的菜肴并排放置在桌上，共享这顿饭。然而，王本却坚定地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尽管我多次尝试说服他，最终还是未能改变他的心意，他坚持让警卫员将他的餐点送到另一间房，独自用餐。面对这样的情形，我唯有无奈地接受他的选择。

我与王本均尚未婚配，于是我们两位单身男士决定共同居住。我们的外屋，既是我们的工作场所，也是我们共用的办公空间。但王本主要承担生活和安保的重任，他很少会坐在我的办公桌前。他整天忙碌奔波，那间办公室实际上成了我个人的私人领地。初来乍到，我发现办公室的墙上，除了门窗，还挂着各式各样的军用地图，插满了红蓝双色、长方形与三角形的小旗，它们用来标示敌我双方的位置，这一幕让我感到颇为新鲜。

王本在林彪的麾下长期效力。在那原政务秘书季中权离任后的两个月间，处理文电的重任暂由他承担。尽管当时部队正处于休整阶段，并未投身于任何大规模的战役，缺乏战时秘书的经验，但他对秘书工作的流程却了如指掌。因此，我向他请教了处理文电的具体方法、细节关注的重点，以及如何区分平电、急电、加急、特急和绝密电报，签发电报的流程，以及在军用地图上红蓝标签的正确使用等。不出所料，我很快便掌握了这些技巧。

初任秘书，适应中。

步入林彪将军的指挥营地，我的业余时光相较于在巡视团时期显得尤为宽裕。除了承担处理文书与电报的职责，我的日常工作重点便是研究地图——依据不断传来的电讯信息，我在军用地图上实时描绘出敌我双方的动态态势及确切位置。

起初，我们接收到的是所属部队的汇报，随后便是中央军委发布的官方通报，最终，我们通过空中侦听手段获取了国民党“东北剿总”向其部队发布的指令。当时，我们以红蓝两种颜色的纸张作为区分标志，我军采用红色纸张，而敌方则选择了蓝色。在军级（纵队）的标识设计中，我们采用了尺寸略大的长方形，而师级标识则采用了相对较小的三角形。

这些标识系用毛笔精心书写，标明所属的军、师名称——如XXA象征XX军，XXB则代表XX师——随后粘贴于大头针的尖端，便于我们随时将其插入地图。此法既简便又直观，通过地图的观察，我们能够迅速洞悉敌我双方的态势，这对于战场指挥至关重要。

在当代影视作品中，战场画面的呈现常依赖红蓝两种颜色的粗实线条来划分敌我双方的阵地格局，而红蓝箭头则指引着双方攻防的动向。然而，回顾林彪将军的指挥生涯，虽然在他指挥锦州、天津等关键战役前，司令部已绘制过类似地图，但在大多数情形下，由于战局变幻无常，尤其在面对廖耀湘兵团等擅长机动作战的敌人时，绘制地图往往难以迅速完成。

在众多影视作品中，林彪发电报的画面常常给人以随性的印象，似乎他只需草拟电文便可以轻松发送。然而，这一过程实则远比表面所呈现的要复杂得多。在林彪的收发电报过程中，他运用了两个特制的牛皮电文包，其中之一专门用于存放他亲自口授的电文。

每当林彪口述内容，记录完毕后，我需在正式发送之前，请罗荣桓、刘亚楼或谭政等领导进行严格审核。此时，我将电文稿放入特制的电文包中，上锁之后，再指派警卫员将其送达指定地点。这些领导的秘书各自保管着解锁的钥匙。在他们审阅完毕并将电文稿退回时，同样需要重新上锁。直至他们完成审阅，我方才谨慎解锁，细致检查是否有任何修改意见。

若情况如此，我便须将稿件提交给林彪审阅。待其审阅无误后，方才将其存入专设于机要处的电文包内，加锁，并由警卫员亲自送达至机要处，以便发送。机要处亦掌有相应的解锁钥匙。除非电报是以林彪个人名义发出，否则在发送电报时，我们必须严格遵循这一既定程序。

初入林彪部下之时，我心境尚且宁和。面对如山般堆积的文件资料，心中难免有些焦虑，唯恐战事突然爆发，届时便无法细致研读这些历史的记载。然而，随着资料一页页的翻阅，那被誉为秋季攻势，亦即辽沈战役的战事，却迟迟未见开战，使得我在闲暇之余，不禁感受到了些许的闲散与无聊。

首先，自今往后，起草每周需呈送军委及主席审阅的军情简报的重任，将交由你负责，我将不再亲自口述。其次，近期有不少人希望我能为他们的作品题字，你不妨为我拟定几款文案，提供几个选项，我将从中择取。依循此计划，我们随即展开了后续的工作。

撰写“军情简报”的频率一般仅限于每周一次，所需时间也仅限于一二小时。至于请林彪题字的情况，更是寥寥无几。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在东北军区发行的《前进》报上，曾特意邀请林彪为该报题写刊头。林彪亲自莅临我的办公室，挥毫泼墨，精心创作了四五幅题字作品。

作品完成之际，他逐一细致地审视，对照比较，随后邀我一同鉴赏，哪一幅更为杰出。我慎重挑选，认为其中一幅略胜一筹。他凝视片刻，点头表示认可，最终确定这幅作品。我随即拨通电话，通知政治部前来取走这幅佳作。

另有一次经历，是为哈尔滨市第八区公园的烈士纪念碑撰写题词。我精心准备了四五款不同的题词，供他挑选。他最终选定“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这一款。他亦书就了四五幅作品，我再度协助他挑选，最终将其中一幅作品送达纪念碑前。

由于我在军事领域缺乏实战经验，并且未曾担任过秘书职务，因此对电报紧急性的判断常常难以迅速而准确。自加入林彪将军麾下不过两个月，由于资历尚浅，我便遭遇了一段颇感尴尬的小插曲。

正午时分，紧急的电文从纵队传至我处，揭示了敌军的新动态。此刻，林彪正处于休息状态，我在深思熟虑后，权衡了两种选择：是立刻将电文呈交给他，还是等待他休息结束再行交涉？考虑到事件的紧迫性，我决定立即上报。

我缓缓地推开林彪卧室的门扉，室内光线昏沉，窗帘紧闭。我低声自语：“带来了一份紧急电报。”话音刚落，我按下了开关，电灯即刻明亮起来。然而，这一幕让我感到无比尴尬——林彪与叶群竟然同处一床！我本以为午后的时光，他们或许会各自安歇，却未曾料到会撞见如此场景。

面对进退维谷的困境，我既不愿放弃，又无从下手。林彪见状，机智地打破了僵局，他温和地问道：“有什么困扰你的吗？”我羞涩地简略回答了几句。林彪随即表示：“这事情不必急于一时，我们下午再讨论。”听闻此言，我立刻熄灯落锁，快速离去。在我转身关门的瞬间，耳边传来叶群低语：“这么急匆匆的，真是让人不快！”林彪则对此未予理会。

自那以后，我行事更加审慎。随着岁月的流转，我逐渐学会了分辨事务的轻重缓急。对于来电，他们往往将其视作紧急之事，紧迫性极高，常常以“特急电”的形式呈现。但在林彪面前，这些电报多数情况下可以先放置一旁。后来我逐渐明白，一旦上级发出特急电报，我必须立即转交给他，这样林彪也就无需再休息了。

第二号、三号人物

在辽阳街一号的来宾名单中，寻觅林彪身影者寥寥，除了高岗之外，那些屈指可数的访客里，或许仅有东北野战军的第二号人物罗荣桓，以及排名第三的刘亚楼。

在我看来，林彪与罗荣桓的交往尤为和谐，二人之间默契深厚。林彪鲜少主动造访罗荣桓，而罗荣桓却常主动登门。遇到难题，他们总会共同商讨，迅速作出决断。除此之外，他们各自肩负职责，分工清晰，彼此间绝不越雷池一步。

1947年5月，林彪与罗荣桓在东北的携手合作正式拉开序幕。罗荣桓自苏联疗伤归来后，特意前往双城拜会林彪。两人欢聚一堂，畅谈甚欢。林彪随即提议罗荣桓留在双城，罗荣桓亦毫不犹豫地应允了这一邀请。随后，林彪立即向毛主席发出电报，报告称：“今日已与罗荣桓会晤，我建议他与我一同在前线并肩作战，他也表示了赞同。同时，后方事务仍将由高岗负责主持。”

罗荣桓上任后，即刻全面掌管政治思想、后勤补给与干部配备等要务。此番变动，林彪得以卸去肩上沉重的担子。过去，林彪既要调度战场战斗，又要兼顾政治工作，日夜兼程，疲于应对，难以兼顾。罗荣桓的加盟，让林彪得以将所有精力倾注于指挥战斗。

刘亚楼与林彪之间，友谊深厚，二人可谓历经风雨的老上下级。自入伍伊始，刘亚楼便加入了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年仅十六岁便崭露头角，荣升为营长。1937年，刘亚楼远赴苏联深造。次年，林彪亦因伤病原因踏上了苏联的土地，两人在莫斯科再次相聚。不久，苏德战争的爆发，刘亚楼被调至苏联远东司令部，担任少校参谋。随苏联红军抵达大连后，罗荣桓将军见到了刘亚楼。鉴于他在苏联军队中担任参谋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杰出毕业生，罗荣桓将军遂将刘亚楼推荐给林彪，让其担任其参谋长一职。

罗荣桓极力推荐刘亚楼出任参谋长，这一决定无疑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英明之举。刘亚楼上任后，司令部的建设和参谋工作立刻焕发出新的生机，面貌焕然一新。

原来如此

第三日，林彪对我展开考察时，我尚在进行着工作交接。正逢东北局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大会。起初，只听闻我们需聆听林彪的演讲，对其具体内容却一无所知。我也与其他与会者一同出席。这次大会，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与林彪面对面交流。

会议刚一开始，林彪便向我透露，今天他将要探讨一个关于国际主义的重要议题。随后，他深入阐述道：“国际主义，乃是无产阶级的固有精神品质……”此语一出，我才豁然开朗，方才明白前日林彪叮嘱我记录的内容，正是他今日报告的初稿。我注意到，他手中仅握着几张纸，内容仅仅是一个大纲，讲话时偶尔瞥上一眼。

林彪之所以撰写此份报告，背后实则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所驱动。

彼时，民众与干部阶层，乃至那些肩负重任的同志们，都对苏联红军进驻东北后的行为表达了深切的愤慨。他们不仅拆解了鞍钢和沈阳的部分重要设备，将其运往苏联，更是将北安至黑河的铁路全线拆卸，一并运走。更有令人发指者，个别苏联红军士兵竟违反军纪，随意劫掠财物，甚至犯下了强奸妇女的罪行。这些行径令人瞠目结舌，与一个伟大、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应有的形象相去甚远。愤怒的情绪如潮水般汹涌，人们纷纷表达出强烈的愤慨与不满。鉴于此，东北局特地邀请了第一书记、东北军区首脑林彪发表重要报告。

在我担任林彪秘书的时期，我的职责包括草拟从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至兵团、纵队，乃至各师的电报。在动笔之前，林彪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字斟句酌，他的表述既流畅又自如，这已成为他工作风格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作战指挥中，他常会坐在布满地图的墙前，一坐便是数小时，直至他确信已深思熟虑，方才示意我着手撰写。对于简单的电报，他习惯让我现场复述一遍；至于重要或篇幅较长的电报，我则会整理妥当后再呈送他审阅定稿。因此，我的秘书工作相对轻松且便捷。

林彪的生活

林彪的日常起居及安保工作并非我分内之事，这项重任全权由王本承担。尽管如此，我对此还是略有所知。通过日常的交往以及王本偶尔的提及，我了解到那时的林彪生活颇为简朴，未曾听闻他对居住环境的温度、衣物选择、饮食偏好等方面有任何特殊要求。

往昔，林彪的御用厨师出身冀东，立场坚定，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然而烹饪技艺并不十分娴熟。尽管如此，林彪从未对此有所不满。那时，他特别偏爱腊肉，因睡眠质量欠佳，据称是从某书中了解到腊肉有助于改善睡眠。然而，在平津战役那段充满紧张气氛的日子里，他对腊肉的渴望也逐渐淡薄。

今后若林彪有所购药之需，必须先得王本的首肯，并由负责保健的医生严格审查并批准后，方可进行。

戴济民大夫肩负林彪的保健重任，身为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的副部长，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年纪已届四十五岁。他蓄着浓密的小胡子，身形略显清瘦，但身体状况却十分康健。在辽沈、平津等关键战役中，戴济民大夫始终紧随林彪左右。

辽沈战役的秋季，气温骤降，东北地区的寒风凛冽。他告诉我，尽管年迈体瘦，他却保持着健康的体魄。他坚持每天清晨用冷水淋浴全身，当我好奇地问他是否觉得冷时，他淡淡一笑，表示早已习以为常，不再觉得寒冷。沈阳解放之际，他喜结连理，与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大学生结为伴侣。我曾有幸见过他的妻子，她身材适中，眼镜下的她显得精神焕发。1977年，我回到卫生部任职，因处理“四人帮”事件，提到了戴济民的名字。经核实，正是他，那时已年过七旬，安享退休生活。我得知他的住址后，特意前往拜访。三十年后重逢，他的健康状况已明显下滑。不久，他离世而去。

林彪在生活中养成了与众不同的习惯，那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即便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也偏爱拉下窗帘，点亮电灯。他认为这样的环境能增添几分宁静，有助于他集中精力进行深思熟虑。然而，在我担任其秘书期间，尽管我们在哈尔滨、沈阳、北平等地居住时确实能够满足这一条件，但在辽沈战役与平津战役期间，我们却驻扎在乡村，那里既没有窗帘，夜晚也无法点亮电灯，但他依然凭借卓越的指挥才能，出色地指挥了这两场决定性的战役。

林彪先生向来性情沉静，外出散步的情形颇为少见。他更偏爱在室内漫步，或是静坐不动。偶尔，他也会在躺椅上悠然躺下，沉浸在深思之中。

那时的林彪，性情温和平静，内敛而不张扬，他的耐心令人印象深刻，与我以往对武将性格的既定印象有着显著的差异。

不久前，我有幸加入林彪同志的团队，却不幸犯下了一个小失误。那是在1948年酷暑难耐的夏日午后，林彪同志计划前往哈尔滨市吉林街的东北局小俱乐部，届时他将接见一群由我党派遣、途经哈尔滨前往苏联深造的学子。这群学子中，绝大多数均为中央领导同志的后裔或是革命烈士的子女。

这座东北之地的俱乐部，往昔由多国驻哈尔滨领事馆携手出资，构筑而成，遂成为一处集娱乐与休闲于一身的胜地。俱乐部内设有舞池、钢琴室、台球桌、网球场、篮球场以及地滚球场等丰富设施。在我任职于东北局的那段时光里，我频繁造访此处。在那里，我有幸多次遇见陈云、李富春、高岗等杰出人士，并曾与他们一同挥洒台球技艺。起初，每当他们光临，我们便会匆忙退避三舍，以留出空间。然而，他们往往独自前来，于是便阻止我们离去，热情邀请我们一同加入游戏。

林彪此行旨在接见留学生，原本由王本负责统筹安排，这也是他职责所在。我虽有所耳闻，然事不关己，便未曾深究。直至林彪宣布即将启程，我在外出寻车之际，方才意识到事态的紧急。车辆不翼而飞，司机亦无踪影，王本亦不知所踪，独留我孤身面对这一棘手局面。面对如此困境，我不禁汗流浃背，急忙拨通了东北局办公厅行政处长申力生的电话，恳切请求他迅速派遣一辆车辆，并告知林彪稍作等候。

林彪匆匆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发现时间已所剩无几，若是迟到，必将违背先前的约定。他不愿让孩子们久等，于是毅然决然选择了步行前往。从辽阳街一号至东北局俱乐部，需途经铁岭、鞍山、龙江三个街口，距离大约一里左右。虽然路程不长，但我却心生忧虑，担心途中可能出现的意外，便劝他暂时等候，并告知东北局行政处很快就会派车，不会耽误我们的时间。然而，林彪坚决决定步行，毫不犹豫地带着两名警卫员出发了。我原本以为，此次行动，尤其是王本，我们可能会受到责备。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林彪归来后，并未对我流露出任何责备的神色。

在我效力于林彪领导之下时，未曾遭遇过他的任何指责，也未曾听闻他言语激烈，他身上并未流露出典型的武化气息。因此，我先前对于军队首长可能性情急躁、轻易发怒的顾虑，逐渐消散无踪。在那段共事的日子里，我的心情始终保持着愉悦。

在向中央军委、主席或其所属部队传递电文之际，他有时会特地把我叫到身边，对我口授电文内容。然而，大多数时候，他会径自步入我的办公室，主动寻求我的协助。口述完毕后，我会对内容进行整理，然后他会对稿件进行审阅。若需修改，他常常亲自动手进行修改。通常，他身边并未携带书写工具，因此，他总会借用我的笔来书写。

令人捧腹的是，我曾拥有一支顶端装有指北针的“地球牌”钢笔，那是我在从延安搬到哈尔滨后，在一处小摊上从一个日本女性那里买下的二手货。与这支笔相伴多年，我对它的脾气摸得透透的，勉强还能驾驭。但林彪对这支笔的了解却寥寥无几。他书写时总是用力过猛，笔尖戳出了一排排孔洞。孔洞越来越多，他开始感到烦躁，忍不住抱怨：“这破笔还能用吗？”随后，他开始唠叨：“士兵需要好的枪，秘书难道不该有一支好笔吗？”

此情形使我陷入了两难之境：一方面，我必须自费购买一支优质的笔，但囊中却颇为拮据；另一方面，若向相关部门（即后勤处）提出申请，我又忧虑会被误认为是在利用首长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先将此事暂且放下，待合适的时机再行规划。

“传令下去，每人都要购置两支上好的笔。身为战士，岂能没有一支称手的枪械？”此言一出，便巧妙地解决了我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王本迅速传达了这一命令，不久后，我们俩各自拿到了一支全新的派克笔。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搞到两支新的派克笔实属罕见，真令人好奇，四处究竟从何而来这些笔。

林彪的手提箱

林彪对运动并无热衷，跳舞亦非他所好，休闲与娱乐对他而言亦属鲜见，他仅偶尔踏出家门，漫步成为他唯一的锻炼途径。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林彪表示需要一片宁静之地以供漫步，我们便为他精心挑选了私人的王家花园，陪伴他悠然漫步了整整两小时。那日，我们意外地遇到了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同时也是延安整风时期中央宣传部的首脑——凯丰。

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的高岗，每逢周六，偶尔会拨通电话，询问林彪的娱乐偏好。林彪却总是以“请高岗同志定夺”作为回应，并未提出任何具体意见。一次，高岗来电，提及周六晚上计划观赏京剧，并特地指明希望观看《游龙戏凤》与《花田错》，还询问林彪是否有其他剧目偏好。当我转达林彪的意见时，他依旧以“请高岗同志定”作为答复。然而，当晚林彪并未如约而至，他示意我们告知高岗，因有要事在身，不便久候。事后，我将此事告知王本，王本戏谑地称高岗偏爱这类热闹的剧目。

每当战事爆发，我便承担起守护林彪随身携带的那只精致公文箱的重任。由于这箱始终由我负责保管，且从未上锁，我也有机会窥探其奥秘。箱中仅存放着几本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诸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战争与战略问题》等。箱内还散落着几支削好的红蓝铅笔。那时的书籍都是竖排版式，林彪在认为关键的地方，用红蓝铅笔划下了无数线条与圆圈，有些地方甚至反复勾勒，多达两三次，且多处可见旁注与眉批，记录着他的心得与感悟，密密麻麻，一目了然。显而易见，这些线条、圆圈、旁注与眉批，并非草率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产物。

叶群：秘书易娶妻

坐落在辽阳街一号的居所，叶群显得格外悠然自得，仿佛总是沉浸于一种富足的生活氛围中。或许是因为闲暇时光的无聊，又或许是她有意与我这位新任秘书加深相互了解，自我投身林彪麾下以来，叶群便屡次踏入我的办公室，与我闲谈。

在初次闲谈之中，她便提及曾在《东北日报》上拜读过我的文章。她进一步补充，对于您在该报发表的杰出作品，她也早有耳闻，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我则谦虚地回应，那仅是一篇普通的文稿而已。实际上，那篇文章是在洛甫（张闻天）同志的委派下，我下乡进行实地调查后，整理成文的。至于这篇文章能够在《东北日报》上发表，我竟然是在事后才得知的。

此次，叶群再次步入我的办公室，与我闲聊。在交谈中，她不禁好奇地询问，听闻你拒绝了秘书一职的任命，这是真的吗？

闻言，我随即详尽地解释了拒绝与张闻天两次会面的缘由，并着重强调这并非受其他因素影响。叶群随后发出一声叹息，她感慨道：“唉，你看你！至今未婚，若能先为林彪同志担任一段秘书之职，或许未来在寻找伴侣的道路上会更为顺畅。”

“好了，好了，就此不再提那事。”话音刚落，她起身便飘然而去。自那日以后，我对叶群的印象便有了不小的改变。

彼时的叶群并未身负公职。豆豆与老虎尚且年幼，豆豆不过四五岁，老虎更是未满两岁。家中聘请了小保姆，叶群的主要职责便是照料林彪的日常起居，以及照看两个孩子。这情景在我心中留下了不甚愉快的印象。在那个时期，东北的局势尤为动荡，众人皆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两个孩子已有保姆照料，林彪的生活也有专门的秘书打理，而她似乎无所事事，我总觉得这并非是恰当之举。即便是在某个机关挂名，也无需每日都到岗，她更不应仅限于在家扮演官太太的角色。

当时，叶群聘请了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白俄”教师，这位教师每周会前来授课两至三次，为她辅导俄语。在老师的辅导下，她每月都会翻译或摘译苏联《真理报》的社论或重要文章。我曾有幸在《东北日报》上拜读过她所发表的译文。

往昔岁月，叶群便养成了热衷干预的习性，我和王本对此颇为烦恼。尽管我身在政务部门，叶群无从插手，但王本分管日常生活事务，众多事务难以避开她的干预，常常使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在我成为林彪秘书之前，季中权曾是他的前任政务秘书。在此之前，我们并无任何联系。直到我加入林彪的团队，才偶尔从王本那里得知他的名字。1977年，我被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次年夏日，季中权也被调至卫生部，起初担任党组成员，到了1979年，他又得到了晋升，成为卫生部副部长。我们时常缅怀那段在林彪麾下共事的时光，对于林彪与叶群的印象，我们的看法出奇地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