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力挺，丘吉尔气炸：中国入常，靠的不是施舍是硬实力

1943年的德黑兰，天儿冷得能把骨头冻酥。可是在苏联大使馆的会议室里，气氛比外头的西伯利亚寒流还要僵。

三个老头子围坐一圈，雪茄烟雾缭绕，呛得人眼都睁不开。罗斯福坐在轮椅上，脸上挂着他那招牌式的、让人看不透的微笑；斯大林叼着烟斗，像一尊格鲁吉亚的石雕，半天不说一个字；丘吉尔呢，这位英国老首相的脸拉得比马还长，雪茄都快被他嚼烂了。

这仨巨头凑一块儿，可不是为了喝茶聊天，他们是在给战后的世界“分蛋糕”，划地盘。聊到未来那个叫“联合国”的组织时，罗斯福不紧不慢地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他提议，让中国成为“世界警察”之一，坐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把金贵的交椅。

话音刚落，丘吉尔的眉毛就拧成了麻花。他几乎是从椅子上弹了起来，那表情活像是听见有人要拆他家祖坟。在他眼里，当时的中国算个什么东西？一个被日本人按在地上摩擦了那么多年的国家，军队装备差得掉渣，政府内部一团糟，经济早就崩了。

“把中国拉进来？我的上帝，那还不如让南斯拉夫上呢！”丘吉尔的声音里充满了鄙夷和不屑。他觉得罗斯福简直是疯了，让一个连自家领土都收不回来的国家，去当世界的“保安头子”，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嘛。

当然，丘吉尔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他哪儿是瞧不起中国的实力，他是怕。他怕中国一旦真的挺直了腰杆，那他大英帝国在亚洲的那些宝贝疙瘩——印度、缅甸，还有一众殖民地，人心还不都散了？到时候，民族独立的火苗一点就着，他那“日不落帝国”的晚霞，可就真要落山了。

另一边的斯大林，也是一脸的漠然。他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压根就没啥好感，在他看来，那就是美国的跟屁虫。苏联在抗战期间给了中国一些援助，但那都是零敲碎打，远不如他跟延安那边聊得投机。

更深一层，斯大林这个老狐狸精明得很。他一眼就看出来，罗斯福把中国抬出来，根本不是发善心，而是想在亚洲安插一个亲美的棋子，专门用来牵制他苏联在远东的势力扩张。多一个朋友，就等于给敌人多加一道锁。

罗斯福呢，就那么笑眯眯地看着他俩，把这两位老伙计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他知道丘吉尔舍不得那些殖民地的瓶瓶罐罐，也知道斯大林惦记着东边那一大片地方。

可罗斯福看得更远。他心里明镜似的，战后的世界，光靠美英苏这“三驾马车”根本跑不稳。一旦美国和苏联翻脸，就凭英国那点日薄西山的家底，能顶个什么用？到时候，偌大的亚洲，谁能站出来撑住场面？

日本是战败国，得老老实实跪着；印度还是殖民地，自己都做不了主；东南亚那些地方，刚从战火里爬出来，乱成一锅粥。掰着指头算来算去，也只有一个中国。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它没趴下，还硬生生地站着。

这时候，就不得不提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关键人物——宋美龄。就在德黑兰会议的同一年，这位“第一夫人”在美国刮起了一阵旋风。她穿着优雅的旗袍，用一口流利的、带着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在美国国会发表了那场著名的演说。那风采，那气度，直接把美国的议员们和老百姓给征服了。美国人头一次直观地感受到，原来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个如此坚韧、文明的民族在抵抗法西斯。

宋美龄的这次“魅力外交”，给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分拉得满满的，也给罗斯福的提议铺好了最重要的民意和政治基础。所以，罗斯福的坚持，背后是有底气的。

他对丘吉尔说了一句戳心窝子的话：“温斯顿，你想想，要是中国垮了，那几百万日本兵会去哪儿？他们会像潮水一样涌进印度，你那些殖民地，一个都别想保住。”

这话，算是打在了丘吉尔的七寸上。他再怎么不愿意，也得承认一个事实：正是中国在东方战场死死地拖住了日本陆军的主力，才让美军在太平洋上能打得顺风顺水，也让他大英帝国在南亚的防线不至于崩溃。中国军民用几千万人的血肉，筑成了一道看不见的屏障。

罗斯福的“四警察”构想，其实早就成型了。他设想的战后世界，就是由美、英、苏、中四个大国分区管理，维持和平。他需要一个能够稳定亚洲局势的“压舱石”，一个能在远东地区平衡苏联力量的伙伴。这个角色，非中国莫属。

丘吉尔不说话了，但他心里还是不痛快。于是，他想了个招，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行，让中国进来可以，那法国也必须得有一席之地。

当时的法国是个什么光景？本土被德国占领，戴高乐的流亡政府还在伦敦寄人篱下，说是五常，简直就是个笑话。可丘吉尔需要法国，他需要一个欧洲大陆的盟友来制衡苏联，顺便也平衡一下美国的影响力。

罗斯福想了想，答应了。他知道，核心问题是必须把中国拉进来，至于多一个法国，不过是顺水人情。

就这样，美、苏、英、中、法，“五常”的架子算是搭起来了。可斯大林那边，还有最后一关。他不反对中国加入，但他死死咬住一个原则不放——“大国一致”，也就是后来人尽皆知的“一票否决权”。

他怕什么？他怕进了这个“联合国俱乐部”之后，美国领着一帮小兄弟搞投票，把他苏联给架空了。罗斯福为了让斯大林点头，也只能同意。这笔交易，最终塑造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核心权力结构，一直延续到今天。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丘吉尔千算万算，没算到几年之后，中国的政权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一个崭新的中国站了起来，并且在多年后，名正言顺地拿回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他当年最担心的事，以一种他完全没想到的方式，成了现实。

罗斯福没能看到这一切，他于1945年战争结束前夕去世。但他当年的远见和决断，确实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格局。

说到底，那个位置不是谁赏给我们的，更不是靠谁的同情得来的。那是我们用八年浴血奋战，用三千五百万同胞的伤亡，硬生生从战火里“抢”回来的民族尊严。没有这份沉甸甸的牺牲，任何外交辞令都是空谈。德黑兰会议桌上的那把椅子，早就被先辈们的鲜血染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