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猝不及防的兵变中，她的夫君不幸沦为阶下囚，南京政府高层对张杨的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而她却能保持冷静的理智，毅然决然地亲赴西安，寻求和平化解之道。审视她在事变前后的处置，其举止无不显得得体而有分寸。

1936年，西安事变骤然爆发，宋美龄匆匆搭乘飞机，火速抵达西安。彼时，她的面容带着深深的忧虑，神情显得格外沉重。

1936年12月12日，我正位于上海。突然，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居所，他的面容显得极度紧张：“西安发生了兵变，委员长的行踪目前尚未可知。”

彼时，上海与西安之间的有线电报、无线电报，以及陆路和空中交通线均遭遇了全面瘫痪，数小时过去了，确切的信息依旧遥不可及。在此期间，各式各样的传言如同野火般迅速蔓延至全球，甚至有英文报纸据此炮制出引人注目的头条大字标题。

撤销叛国首领张学良所执掌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一职，并已移交军事委员会依法进行严肃处理。

今晨，南京迎来了西安发来的“全国通电”，签署者除了张学良、杨虎城及西北地区众多资深将领外，还包括随委员长一同前往西安的数位南京高级官员。在通电中，他们表达了内心的悲痛与无奈，称自己“泪流满面，屡受责难”，因此不得不对蒋介石进行“最后的直言进谏”。同时，他们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期待南京政府能够“顺应民意，虚怀若谷”，为国家未来的发展开启一线生机。

一是对南京政府进行必要的改组；二是立即终止内战，停止对共产党的围剿行动；三是即刻释放在上海被捕的七位救国联合会成员；四是解除全国范围内所有政治犯的监禁；五是坚决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利；六是积极鼓励与支持民众的抗日爱国运动；七是恪守孙总理的遗志；八是立即召开全国性的救国会议。

张、杨的电文清晰表态：他们承诺全力保障我丈夫的人身安全。

若妥善应对，此次兵变理应得以和平落幕。鉴于此，我于次日清晨8时立即向张学良发出专电，告知他：我们共同的友人端纳即将启程前往西安。端纳亦向张学良发出电报，焦急地期待着他的回应，以期探明西安方面是否愿意接纳端纳。

“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士可能的确抱有不满，并自认为拥有充足的理由。面对国内部分民众对中央的质疑，中央应保持开放的心态，深入查找不满的根源，并积极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作为同胞，若非必要，我们为何不寻求和平的方式化解这次事变，而非动用武力呢？”

此举无疑对国家的未来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尽管他的举动看似鲁莽，我仍坚信，他发动的兵变并非出于有意破坏国家的根基或背叛领袖。因此，他必须立即停止错误的行为，抓住眼前的转机，以免日后追悔莫及。

1936年12月的第三个拂晓，正当西安事变的风波尚未平息，张学良慎重地翻阅了端纳顾问转呈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亲笔所书之信函。

端纳搭乘的飞机于13日午后腾空翱翔。幸运的是，当夜幕渐渐降临之际，端纳从洛阳拨通了长途电话，告知我他已于黄昏时刻安然抵达该地。端纳向我透露，13日白昼，中央军派出三十余架战斗机，在西安上空进行了颇具示威意味的飞行。此举的明显意图，即是向西北的叛军宣示，洛阳的飞机场依然牢牢掌握在中央军的手中。在电话中，端纳进一步表明，无论张学良是否作出回应，他都已计划于次日清晨直飞西安。令人欣慰的是，当晚，我意外地收到了张学良发给端纳的电报，电文中流露出对他入陕的热烈欢迎。

彼时，南京政府已作出决策：在委员长重返京城之前，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全面承担起指挥与调配全国军队的重任，空军亦将隶属于其管辖之下。然而，委员长不幸遇难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突然在民间流传开来。尽管时局阴霾密布，危机四伏，但我依然坚信，此次事变定能得以妥善处理。

在这天，我的任务便是向国民党中央的高级官员们阐明：首先，我们必须保持耐心，这样和平的希望就不会破灭；其次，在采取对西安的军事围剿行动之前，我们必须倾尽全力营救委员长，确保他摆脱目前的危机。因为一旦在西安爆发战事，即便委员长能侥幸逃脱南京陆军与空军的轰炸，他也难以避免被怀恨在心的叛军所伤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中常会上，我陷入了以“立即攻打西安”为主张的主战派势力形成的包围圈中。

在中央常委会的会议讨论中，有同仁提议：“为维护国民政府的声誉不致受损，我们亟需立即派遣军队，以剿灭盘踞西安的叛乱势力。”

我坚决反驳：“在当代中国，唯有委员长方能促成政府的统一。若我们舍弃委员长，不给予支援，那么，究竟还有何人能够迅速肩负起全国领导的重任？”

方才我提及此事，现场气氛立刻激昂起来，众说纷纭。有人揣测，委员长或许已经遭遇不测；有人则力主，国家大义必须凌驾于委员长个人安危之上；甚至有言论中透露出对一位女性的轻视，似乎在暗示：“她只是个妇人，只知道设法拯救自己的丈夫。”

我立即大声疾呼：“今日我站在此地发表言论，并非仅仅为了拯救我的挚爱。若委员长的离去能够真正为国家带来福祉，我愿意第一个站出来，倡导他的牺牲。然而，对于西安事变，若我们急于动用武力，直接进行轰炸，这不仅会使得领袖的生命陷入极大的危险，更将瞬间将陕西千万无辜的民众推向战争的深渊……而且，这样的行为还将使我国抵御日本侵略所付出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因此，为了拯救我们的国家，我恳请各位同仁，携手共同探寻一条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

凝视着大家那凝重的神色，我继续阐述道：“请各位放心，我并非那种日夜担忧丈夫安危的寻常女子。今日，我以一名公民的身份站在这里，呼吁大家以最低的成本，为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福祉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委员长的安危，与国家的安危紧密相连。如果诸位认为增兵西安是必要的，我完全赞同，但我恳请大家下达严令，确保他们不得擅自开火，更不得对西安进行轰炸或发起挑衅。我们当下的首要任务是尽全力营救委员长脱离险境。即便和平的希望最终破灭，那时再战，也为时不晚。我坚信，尽管在座的各位与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的真诚、对国家美好未来的向往、对委员长安危的担忧，应当是相通的；我对所提出的建议充满信心，因此，我将不遗余力，确保这些建议能够得到切实执行。”

在我缓缓吐出最后一字，会场中顿时陷入一片沉寂。紧接着，我郑重地宣布了我的决定：“我已下定决心，明日将亲自踏足西安。”

此刻若我踏上西安之行，无疑是将一枚新的要挟之棋递给了叛军，以我之身作为人质，自投罗网……悲痛、失望、无奈，如影相随。探求真理已非易事；坚守初衷，更显艰难！直至会议落幕，中央的诸位要员才终于同意“暂缓对西安的军事行动”，然而，我飞往西安的念头，依旧遭到了坚决的反对。

频有各部门领导来电垂询，向我提问：在当下局势下，我们应采纳哪些应对策略。在此之中，黄埔军校的校友来电尤为迫切。他们纷纷敦促我“立即发表演讲”。我深知，这些黄埔学子昔日在丈夫的亲自教导与培养下成长，现又肩负着各部队的指挥重任。面对他们的坚持，我难以推托。于是，我决定召集他们，并亲自举办了一场公开演讲。

我在中常会上不仅阐述了个人观点，更着重强调：在真相尚未明朗之际，恳请大家避免急于作出判断。面对复杂事件，我们应当保持冷静，不被情绪所左右。委员长平日对同学们的关怀，恰似对待亲生子女，如今面对变故，正是我们践行师训、回报校长恩泽的时机。此外，我亦明确指出，西安叛变者已向我发送电报，我亦已作出回应。

委员长与张学良的共友端纳，正行进在通往西安的路上。我深信，那些叛变者在见证了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响之后，必会幡然悔悟，痛改其过。因此，只要他们展现出悔改的诚意，我们便应毫不犹豫地打开谈判的大门；若是他们真心悔罪，黄埔的学子们应当怀抱宽容之心，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既往不咎。在我身心疲惫之际，我的大姐孔夫人（孔祥熙夫人宋蔼龄）、二姐孙夫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以及我的其他亲友，纷纷前来给予我无微不至的慰藉。他们的关爱之情，我将永铭于心。

夜色降临，西安事变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这无疑证明了我此前立场的准确性。端纳的电报从古老的城市西安传至，传来了委员长安好无损的消息，并且提到委员长所居之处环境宜人，有专人细致照护。电报中亦传递了张学良的急切愿望，他殷切盼望孔祥熙院长能够前往西安，同时也热切期待我一同前往。

不久之后，我再次收到了张学良亲自拍发的电报。这封电报不仅诚挚地发出了邀请，而且首次郑重承诺，即便他发动了兵变，也绝无伤害委员长的意图。然而，遗憾的是，南京的一些人对这封电报抱有怀疑，认为其中内容并不可信。他们推测，这可能是叛军假借端纳之名所发，其目的是诱使孔部长和我一同前往陕西，以便他们能够额外扣留更多的重要人质，从而在未来的谈判中增加他们的筹码。

面对此等揣测，我断然声明“绝不采信”。我心中明镜高悬，为确保丈夫免于兵变之祸，以防止内战的全线爆发，并抵御邻国的幸灾乐祸，我必须前往西安，竭尽全力促成事件的和平落幕。令人欣慰的是，孔部长以及我的两位姐姐均慷慨应允，愿意与我一同飞赴西安！她们的鼎力支持令我倍感温暖与感动。

15日的午后，我出人意料地接到了端纳从洛阳打来的第二通长途电话，这通电话让我倍感惊喜。原来，在当日的黎明时分，端纳不顾天气的恶劣，乘坐飞机从西安返航至洛阳，其目的就是为了亲自在洛阳机场向我揭露他前往西安的真相。

张学良热切期望我能前往西安，这源于他对我的高度赞誉。然而，端纳直言不讳地向我透露：委员长已有明确指令，我不得前往西安。我丈夫的担忧与南京高层的立场如出一辙。当晚，我与大姐夫取得联系，却被告知孔部长的医生表示他的健康状况不佳，无法飞往陕西；而且，孔部长还兼任代理行政院长，此刻他恐怕难以离开南京。于是，我立刻致电端纳，请求他转告张学良，能否请宋子文代我大姐夫前往。

18日，和平解决事变的曙光再次映照大地。夜幕降临，端纳再度拨通电话，告知他已第二次踏入西安，向委员长和张学良转达了我电话中的话语。西安的将领们纷纷表示，他们热切期待宋子文先生与我一同前往。虽然喜讯传来，但焦虑与奔波并未停歇。南京政府虽同意暂时搁置对西安的军事行动，却已下令中央军向潼关以西的阵地推进，这导致了沿线民众的巨大伤亡。

幸运的是，在两天之后，中央党部主任蒋鼎文先生陪同委员长一同抵达西安。在返回南京的路上，他手中紧握着委员长亲笔书就的信件。蒋主任不仅转达了委员长的深情厚意，更诚挚地劝勉南京的高级官员们：切不可任由南京与西安之间的裂痕持续蔓延。同时，他还明确指出：南京的无线电广播及报纸上对西安的恶意诽谤性文章应即刻予以停刊。

19日，委员长已被禁足整整一周。在这一天，宋子文力挽狂澜，终于获得中央的批准，得以以个人名义前往西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时南京政府依然坚决反对任何官员与叛变分子进行直接谈判，其理由是避免损害政府的威信。

“夫人若留南京，或许能阻止中央军对西安的进攻；一旦夫人离去，又有谁能够阻止内战的全面爆发？”鉴于这番话，我不得不暂时留下。只好委托子文直接飞往西安。

今日，我亦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他在电文中言道：若我无力阻挡中央军的进击，那么切莫前往陕西。一旦战事爆发，他亦无力保障我安全抵达西安！

21日拂晓，收到子文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报告委员长安然无恙，另一封告知他将于当天返回京城。22日午后，端纳和子文相继抵达南京，并向中央常委会详述了他们在西安的经历。聆听了他们的汇报后，我开始遐想，假如我亲自前往西安，假如我能直接与张学良交谈，他的内心世界将会有怎样的转变？

我对西安事变萌生了一种感悟：就如同建造一座房屋，端纳已为它奠定了坚实的地基，子文则已为它竖立起稳固的立柱，如今，仅剩搭建屋梁的这最后一环工序待完成。而若要确保房屋最终得以完工，我必须亲自前往西安，与张学良面对面进行交流。

23日，我与子文、端纳、戴笠等同仁一同登机。在机场，众多官员为我送行，对我勇敢的行为赞誉有加。我确实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毫无惧色。我深知，之所以敢于冒险深入叛军控制的区域，乃是因为我对西安兵变必须和平解决的坚定信念。飞机首先飞抵洛阳上空，俯瞰之下，洛阳机场的轰炸机排列整齐，蓄势待发。这瞬间在我心中笼罩上一层阴影——我实在不愿看到，在我抵达西安之后，这些轰炸机起飞。

一踏上这片土地，我便立刻召集了当地的陆军与空军将领，与他们进行面对面交流。我特别叮嘱洛阳的空军司令，在没有委员长亲自下达命令的情况下，切勿派遣飞机接近西安。不久，我们乘坐的飞机再次升空……飞机穿梭在白雪皑皑的山脉之间，沿着铁路线前行，越过华山，放眼望去，尽是晶莹剔透的冰山，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终于，我们看到了平原，这标志着我们已接近西安。

端纳指向白茫茫的山林间一座方方正正的城池，语气沉重地说：“那就是临潼，委员长遭遇不测之地。”目睹此景，我心中不禁涌起无尽的感慨。近年来，每当委员长巡游各省，我总是紧紧相随。然而，唯独这一次他的西安之行，因我身体抱恙，未能同行。不一会儿，飞机在西安机场上空开始盘旋。我取出随身携带的勃朗宁小手枪，递给端纳，语气坚定地说道：“一旦飞机降落，若叛军士兵喧哗不堪，难以控制，务必用我给你的这把枪，将我终结，切勿有所迟疑。”

端纳轻笑一声，说道：“有了上帝与夫人的庇佑，此类情形应当不至于发生。”

飞机缓缓降落，舱门缓缓开启，张学良率先踏上舷梯，热情地迎接我。我依旧保持一贯的平和语气，与他寒暄几句。当登机之际，汉卿邀请我先走，我却转过头，带着一丝随意的笑意对他说：“汉卿，不必再让你的部下对行李进行搜查，我担心他们不小心翻乱了我的物品，那样整理起来就麻烦了。我携带的衣物和用品实在不少。”

张学良连忙惶恐地回应道：“夫人，您为何这么说？我岂敢擅自下令搜查夫人的包裹？”

踏出机舱，杨虎城亦匆匆而至。我与其握手之际，神情泰然，宛若一位随意游历西安的访客。杨虎城初见我时，面露难色。但见我神态自若、谈笑风生，他的紧张情绪也随之消散。

车队率先抵达西安张学良的宅邸，稍作歇息，我便急切地前往探望被囚禁的丈夫。直至此刻，委员长尚不知我已抵达西安。出于不愿让他为我担忧的考虑，我特意叮嘱子文、端纳以及汉卿等人，切勿将我抵达的消息透露给丈夫。委员长被软禁之处，与张宅仅咫尺之遥，然而行经途中，可见戒备之森严，卫兵们手持机关枪，景象令人心生畏惧。

我径直步入丈夫的卧房，他的目光一触及我，便脱口而出：“哎呀，你果真来了！这趟可真是踏入了龙潭虎穴啊！”话音未落，他痛苦地摇首，泪水也随之滑落。

我竭力克制住内心的波动，语调保持平静，说道：“我过来看看你，无需担忧任何危险！”

夜幕低垂之际，我向委员长直言相告，阐述了应对此次兵变的初步构想。我言道，西安，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我怎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座古城沦为丈夫的葬身之地！若委员长不能安然离开西安，那么，中国的分裂与灭亡便近在咫尺！我强调，南京的许多高官主张立即轰炸西安、进军潼关，中央军主力更是整装待发……然而，张、杨叛军背后，尚有未剿灭的共军存在。若战事一触即发，内战可能即刻爆发。张杨所部兵力雄厚，装备精良，其后方更有委员长多年的夙敌。一旦战事爆发，必将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内战，招致无法预料的灾难。须知，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正日夜期盼着中国爆发内战，一旦中国陷入大规模内战，日本便能实现其统治中国的美梦。因此，我在南京的首要任务，便是阻止中央军轰炸、进攻西安！我的丈夫对此完全赞同。在与委员长会面之后，我随即召见了张学良。

“假如夫人此次能和委员长一同前往西安，我坚信，绝不会出现今日的悲剧。我们绑架委员长固然不妥，但我坚信发动兵谏的初衷，正是为了终止内战、抵抗日寇、造福国家。只是我们多次恳请委员长，却屡遭他的怒斥……因此，恳请夫人能够委婉地向委员长转达我们的诉求，我们不求金钱，不求地盘，即便要求委员长签署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文件，也是出于为国家献身的决心……”

他又说道：“夫人理应知晓，我素来对夫人怀有敬意，即便我的部下亦无不敬仰夫人。自委员长被软禁以来，他们翻阅了委员长的文件，从中发现了夫人致委员长的两封亲笔信。在冒昧拜读之后，我对夫人的崇高敬意更增几分。这两封信函中，夫人对民众福祉的深切关怀，以及对国家抵御外侮的坚定信念，均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因此，我坚信夫人此次莅临，定能妥善协调各方关系，促使委员长早日离开陕西。同时，我们依然齐心协力，尊奉委员长为我们的唯一领袖。今日，我特别恳请夫人向委员长当面传达我们的衷心之言，并深信夫人定能协助我渡过这一危难时刻。”

我毫不犹豫地同意在丈夫面前为张、杨二位进行辩护。我进一步提出，若不幸在凌晨的变故中，我的丈夫被流弹所伤，那将会有怎样的后果？在那不眠之夜，委员长匆忙中甚至未着棉衣。若因严寒而患上肺炎不幸离世，那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您渴望结束剿共内战，却反而促使中央军向西安进发，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这样的后果，您是否曾预想过？你们意图让委员长在既定文件上签字，但考虑到他的性格、领导地位，他真的会同意吗？因此，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迅速平息危机，让委员长早日离开陕西。

张频频颔首，流露出全然赞同的神情。然而，他又补充道：“即刻释放委员长一事，关乎重大，势必要征询其他同僚的意见。”我对此表示充分理解……

自那以后，我耐心地等待着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会议，期待他们能够作出明智的决定。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传来了结果：张、杨及其麾下一致同意，允许委员长离开西安。在此期间，亦有人向我透露，共产党并无意图劫持委员长，他们同样强烈主张应立即恢复委员长的自由。

圣诞佳节临近，时光荏苒，然而，关于委员长是否获释的消息依旧成谜。尽管张、杨等人对于是否释放委员长的问题存在分歧，但张学良等人始终未曾将金钱和个人权位作为考量。这种境界，实乃历来叛变者鲜见的高尚品质。我深信，这正是我国政治进步最为显著的体现。

25日的午后两点，张学良匆忙赶到，言辞急切地告知：“飞机已一切就绪，我已下定决心，将随委员长一同前往南京。”然而，委员长坚决反对，他坚定地说：“你无需同行。你应当留在西安，继续对西北地区的各部队进行指挥。”

张学良向我阐述道：他确实肩负着前往南京的使命，因他已向部下将领们表明，愿意承担此次事变的全部责任。此外，他计划通过亲赴南京请罪，以昭示此次事变并非出自他本人对委员长有恶意，亦无夺取个人权力的企图。我亦赞同他随我们一同飞往南京。下午4时，我们终于启程出发。

委员长、我及张学良三人同乘一辆轿车。张学良步出门口，即刻径直走向车前座，特意让我与委员长移至后排就座。子文、端纳及杨虎城则分乘另一辆车。车辆抵达机场后，便直接驶至张学良的波音飞机门前，该飞机已预先启动预热。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波音飞机拔地而起，腾空而起，当晚便抵达了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