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极为必要”的指示，此举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演变成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规模行动。当时，上山下乡成为“文革”时期的“战略部署”，将知识青年下放推向了极致，从而深刻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风貌。1978年，云南知识青年的集体抗争事件揭开了全国知青大规模返城的序幕。

截至1978年岁末，那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已迈入第十个年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投身下乡与支援边疆的知青人数已突破2000万大关，而仍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更是达到了1000万之众。

一类是选择插队落户，与当地农民共同生活的，他们与农民并肩劳作，自给自足，一旦条件允许，有机会被调回城市。另一类则是投身于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虽以兵团战士的身份出现，却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收入微薄，却无法通过招工或招干的方式返回城市。这类知青人数达到200万，约占全国知青总数的五分之一。

“若不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恐怕迟早会引发乱象！”

无疑，在1978年的岁末，一场波及全国范围的云南知青返城潮运动激荡而起。

引发此次运动的根本因素之一，在于当年秋季，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于北京召开，历时四十余日，历经一番激烈的辩论，最终达成了共识，制定了《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该决议不仅对“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所取得的“卓越成果”予以确认，而且明确指出，未来仍需“有计划地组织城市知识青年投身上山下乡，实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四十条》中更是明确指出，未来农场（兵团）的知青将全面纳入国营企业职工的待遇体系，不再享受国家知青政策的特别关怀。正是这一条款，无情地粉碎了200万兵团知青留驻边陲的愿望。他们不仅奉献了宝贵的十年青春于边疆建设，最终却连返城的权利亦被剥夺。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中，那位来自上海的知青徐玲先的不幸离世，成了引发这场剧烈风波的导火线。

徐玲分娩时遭遇难产，然而恰在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醉意朦胧。悲剧随之发生，母子二人不幸双双离世。这一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农场，闻者纷纷前来，停尸房周围人潮涌动，水泄不通。众人纷纷卷起裤腿，头戴黑纱或手捧小白花。

起初，这些知青只是随意地闲谈，不久便萌生了初步的倡议，即请求农场领导批准举办追悼会，并要求对导致徐玲及其子不幸离世的责任人予以严厉惩处。继此之后，他们又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善知青待遇及医疗卫生状况的诉求。由此，因一位女知青离世而引发的普遍不满，迅速演变成了针对知青整体命运的集体反抗行动。

历经两日的僵局，知青们不得不采取了一种极端措施。他们抬着徐玲先的遗体，毅然踏上了通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漫长道路。

云南省委迅速发出指令，强调务必积极开展工作，避免矛盾激化。与此同时，一位中央领导亦就此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国范围内的各建设兵团与边疆农场均接到了上级部门发布的紧急通报，要求加强对于知青动向的紧密监控，以防止发生连锁效应。

知青向州委提三要求：

惩办肇事医生，追责。

其次，着力提升农场医疗卫生水平，确保未来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第三，举办追悼会以缅怀逝者，追认为烈士，并对逝者的家属实施优厚抚恤。

尽管这并非过分的要求，却未能获得州领导的支持。随后，知青们在景洪举行了一场抬尸游行，吸引了众多围观者。

第四日，领导们终现身场，携带着上级的正式回复：首先，将对涉事医生进行严肃处理，严格追责；其次，徐玲同志将获得因公殉职的相应待遇，并同意举办追悼会；再者，将深入推进知青政策的落实，责成农场立即着手提升医疗和卫生条件，并全面协调解决知青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各类问题。至此，知青们的合理诉求基本得到了满足。

然而，随着请愿队伍离开景洪，他们却在途中邂逅了另一支知青队伍。这支队伍正在进行罢工，其高举的两面横幅上，赫然书写着两句激昂的文字：“知青当为人！”“知青欲返城！”

领导此次知青大规模罢工的，是一位来自上海的知青，名为丁惠民，其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丁惠民激励那些举棋不定的青年们道：“难道你们愿意将一生奉献给这片土地？命运如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是选择终身为知青，还是下定决心，除了返回城市，别无他路可循！《国际歌》中有言，不求神明皇帝，唯有自我拯救。想想那十年青春年华，难道你们还要继续等待？”

短短数日，景洪农场下辖的12个分场知青便紧密团结，组建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在该组织的宣言中，丁惠民脱颖而出，被众人推举为总指挥。这一举动让云南省委深感棘手，于是迅速派遣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中的知青进行了直面沟通。

省级与州级工作组的负责人以一种官僚的姿态与知识青年代表们会面，发表了带有说教性质的讲话，这让青年们感到极不舒服。丁惠民察觉到这些领导人并无诚意，于是突然抛出了一个令他们尴尬的问题：“尊敬的各位领导，我想请问一个私人问题：在座的各位，家中是否还有子女正身处农村当知青？我对此有些好奇。”此言一出，领导们愣住了。事实上，在场无人有子女此刻仍在农村当知青。领导们愤怒不已，对丁惠民及谈判的其他知识青年代表拍案而起，大声进行斥责。

知青罢工代表退场抗议。

正是在这场罢工的关键节点，中央知青工作会议于北京圆满落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经播报会议决议，便如同向燃烧的火堆中猛然倾倒了一瓢燃油，激起了知青们更加剧烈的愤怒，他们要求返回城市的信念也因此变得更加坚定不移。

1978年12月14日，一群罢工的知识青年向州委递交了北上请愿的正式要求。然而，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他们毅然决然地自行组队，踏上了北上的征程。随之而来的是，冲突迅速升级，新一轮的斗争随即拉开帷幕。

一封匿名航空信，源自北京，准时落入丁惠民手中。信中透露的信息显然源自对当地事态的深入了解，它向罢工的决策者们传递了一个关键讯息：北京高层对于上山下乡运动持有显著分歧，意见不一。《四十条》并未充分反映众多老同志的观点，传闻中，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有新的指示，种种迹象如此。

与此同时，另一位来自上海的知青收到了友人的来信。信中提及，友人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并将会议中的诸多内幕与细节悉数告知了远在异乡的这位知青。信中如此写道：“……我父亲表示，知青问题终将迎来解决之期，然而切莫急于求成。”

这两封信极大地鼓舞了罢工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坚定了继续北上的决心，并撰写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的成立大会上，丁惠民发表了讲话：

我们的目标在于代表云南农垦的十万知识青年，亲自向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负责同志呈递请愿书，并就上山下乡十年间所遭遇的错误与问题进行口头汇报。我们的宗旨与使命，就是将农垦知识青年全体心声——即返回城市的强烈愿望，传达至敬爱的华主席和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合情合理，与党的意志、人民的意愿以及历史发展的潮流相契合。我们深信，一旦党中央了解农垦知识青年的真实处境，定会同情并理解我们这一正当的诉求。

经过激烈的角逐，知青请愿团最终战胜了省、州工作组，成功抵达昆明，并正式入驻云南农垦总局的招待所。

“云南省委办公厅，请转达知青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赞成你们来京。希望你们即刻返回农场，投身于革命和生产的建设，并积极配合当地党委推进知青政策的实施。”

省委领导的面容变得凝重，声音中透露出严厉：“同志们，你们必须即刻中止所有有损安定团结的不当行为，即刻返回农场，投身革命与生产建设，否则，你们将犯下更为严重的错误！”

数位知青代表低声交谈片刻，丁惠民随即起身，庄严地宣告：“恳请领导同志将此转达中央，我们肩负着十万云南边疆农场知青的重托，前来北京请愿。我们的意志坚定，唯有达成目标，方肯罢休！”

12月28日的午后，由近百名代表组成的知青北上请愿团，挥舞着旗帜，毅然决然地走上铁路轨道，于昆明火车站东侧约两公里处的羊方凹地点，集体卧轨进行抗议，由此导致当日从昆明出发的数十列客运与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至京沪、京广、陇海等主要干线的铁路交通主干线被迫中断。

消息一经传开，举国上下为之震动。成千上万的昆明市民与学生们不畏严寒，纷纷涌向羊方凹，争相一睹为快。当晚，省、市委迅速成立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展开说服劝阻工作。同时，大批军警也接到命令，纷纷开赴羊方凹，随时待命执行任务。

六十个小时已悄然逝去，铁路线路依旧受阻，即便是悄然驶向中越边界的保密军事列车，亦无法继续前行，被迫停滞不前。

经过连续三天的漫长等待，云南知青大规模卧轨的事件终于引起了北京最高领导层的密切关注。

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向云南发出紧急电报，明确表示批准知青请愿团进京反映问题，但要求参与人数不得超过30人。

喜讯传至羊方凹，欢声雷动。然而，在喜悦过后，知青们又不禁抱头痛哭。他们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撼动了北京，赢得了应有的权益。1979年1月2日，一场大雪后的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些衣着单薄的云南青年。丁惠民在月台上环顾四周，并未见到有人前来与他们接洽，安排与中央首长的见面。心中涌起一股被怠慢与冷落的怒火，他果断下令：“全体集合，高举我们的旗帜，整队前行。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

三十名皮肤晒得黝黑、衣着略显破旧的男女知青，面容凝重、步履匆匆，整齐地分为两队，踏着咯吱作响的雪地，朝着天安门广场的方向前进。一面略显皱褶的旗帜在凛冽的寒风中猎猎作响，旗帜上赫然印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的字样。

连续两日，北京市民、知青家长以及众多返乡度假的知青络绎不绝地涌入广场，纷纷表达对云南知青请愿团的声援。食品、饮料以及保暖衣物堆积如山。众多外国记者争相按动快门，将中国知青的故事传播至全球各地。

1月3日的午后，两位身着中山装的男士拨开人群，径直走到知识青年面前。出示了工作证件后，他们自我介绍道：“打扰一下，请问谁是丁惠民同志？烦请你们跟随我们一同前往招待所安顿，中央首长将于明天接见你们。”

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代表终于迎来了中央首长的接见。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以及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在认真听取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所存问题的详尽汇报后，发表了充满感慨的言论。首长们的言辞诚恳而动人，既对知青们表达了深切的安抚，又给予了鼓励，同时也不乏对他们的小小告诫。

“你们代表着新时代，视野应更加开阔，更加长远。我们对你们寄予厚望。你们的意见，我们会负责转达至党中央。中央已派遣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前往你们所在的地区。你们返回后，需协助农场部分干部改进工作作风……”

会面结束后，首长与知青代表们逐一握手致意，最终，更是亲自呼唤丁惠民的名字，将他留下，亲切地询问他的近况。

1月24日，丁惠民等三位知青代表，以个人身份向王震同志发出了一通电话，言辞间流露出深刻的自省与歉意。

不久之后，中央首长与云南知青代表举行的会面谈话，以及知青们发出的检讨电报，均被刊登于全国各大报纸的显著位置，占据头版头条。

元旦佳节过后不久，一支来自云南省的工作团队抵达勐岗农场，旨在农场总部举行一场知青代表大会。

组长由省知青办的副主任担任，一位银发披肩的资深干部。踏上台后，他环顾四周一眼，便开始逐字逐句地宣读讲稿：“各位国营农场辛勤工作的青年职工们，奋战在农场生产一线的青年工人、干部以及党员、团员同志们……”

那些下乡的知识青年顿时都愣住了：

“请您再说一遍，那句话的开头是什么？”

副总监未领会听众隐含的言外之意，于是重复了开头的话语。此举立刻引起台下的一片骚动，会场瞬间变得喧嚣如煮沸的油锅：“他们始终是知青，你们到底在玩什么花样？为何经过十年，他们不再是知青了……”

现场陷入一片混乱，知青们怒火中烧，有人甚至当场失声痛哭。众多人纷纷冲上讲台，对副主任发起质询。副主任这才意识到，自己开场白中的那句话已经引发了众怒。然而，面对质疑，他仍旧试图狡辩，声称这是根据中央最新颁布的《四十条》规定，自己并未说错。

涉及个人核心权益的问题，经验丰富的知青辅导员龙胜云挺身而出，他的发言迅速赢得了大家的赞同：“亲爱的知识青年战友们，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兵团知青，我们响应党的召唤和毛主席的号召，来到边疆进行上山下乡，并非是为了就业。这一点至关重要……如今兵团已被撤销，‘文革’也已结束，为何仍有少数人随意篡改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享受知青政策和返回城市的权利？《四十条》我们无法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谁说的话，无论哪级领导的指示，如果它们不尊重事实，不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都不会认同！”

新知青罢工潮再起。

此刻，一支自称为中央调查组的六人团队抵达了勐岗。

勐岗农场的知青们对中央调查组的到来献上了最热烈的欢迎：数以千计的知青们走出农场，沿着几公里长的公路两侧列队相迎。农场入口处，搭建起了装饰精美的鲜花牌楼，旗帜猎猎飘扬，横幅上鲜明地写着“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北京亲人”。

每一位知青都满怀期待，深信一旦中央调查组洞悉了农场知青的真实处境，《四十条》中那些不公的条款定将得到修正。

调查组成员心中逐渐涌起不安的情绪。他们此行的任务并非旨在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负责宣讲《四十条》精神，对相关文件进行解读，实则不过是借调查之名，行走过场之实。更为棘手的是，他们并非真正来自北京。

察觉到自己被骗，那些知青们怒火中烧，甚至有几人差点冲上前去教训那些冒充中央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幸亏罢工指挥部迅速作出决策，将那些假冒的调查组成员安全护送出会场，随后将其驱逐出境，这才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

罢工领导机构已决议，自即刻起将罢工行动提升至更高一级。同时，已向中央及省委发出紧急通知。若确切的中央调查组在三天内未抵达勐岗农场并对知青的诉求作出回应，勐岗农场的知识青年们将发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千人集体绝食行动。

他们高呼出一句誓言：

“誓不返城，宁为玉碎！”

三天转瞬即逝。1月23日晚上7时整，电力接入的截止时刻如期而至，而中央调查组却依旧音讯全无。

夜幕低垂，9点钟的钟声敲响，首批投身绝食的男女知青，总计311名，于露天会场庄重集结。在完成庄严的宣誓仪式后，他们依次步入绝食的现场。

他们的宣誓仪式充满了鲜明的中国风格，每位参与者手持一碗酒，以滴血为誓，继而整齐地跪拜，面朝故土，右手紧握拳头，誓言激昂有力。这番悲壮而古朴的宣誓场面，激起了在场所有人的热血豪情。成千上万的知青们为即将步入绝食行列的勇士们送行，一时间泪水如泉涌，哭声震天。

几分钟后，一份事先拟就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县城邮电局值班室。以后，每隔两小时，勐岗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

当知青们发起绝食行动之际，中央派遣的调查小组迅速驰骋至勐岗，其领队正是调查组组长鲁田。鲁田，身为农林部副部长及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同时亦担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一位历经抗日战争硝烟洗礼的老一辈革命干部。

年初之际，他肩负中央领导同志的明确指示，赴云南展开调查，旨在妥善应对农场知青发生的重大罢工事件。他的行程首先抵达了西双版纳，亲眼见证了当地农场边疆的落后与混乱现状，不禁感慨良多。

在橄榄坝的农场里，一群知青为鲁田精心烹制了一锅“鲜鱼汤”。然而，这所谓的“鲜鱼汤”实则名不副实，汤中并无一鱼，味道苦涩，腥臭之气扑鼻而来。原来，知青们将河中长满绿苔的鹅卵石放入锅中熬煮，却仍赋予其一个悦耳的名字——“鲜鱼汤”。在那个地方，知青们一年中至少有半年的时间，不得不以这样的“鲜鱼汤”为食。

鲁田目睹了那些矮小潮湿的茅屋，其屋顶乌黑，布满了漏洞，屋内的墙角和床下甚至生长着丛丛野蘑菇。在这样的简陋住所中，每间房屋里往往居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未婚男女知青，他们中不少人的孩子已年满两三岁。

在勐腊农场，鲁田目睹了一幕触目惊心的场景：一群男知青褪去上衣，身上布满累累伤痕，那是他们在兵团劳动中所留下的永恒印记。他了解到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知青队伍中的伤病率之高令人咋舌，贫血比例逼近百分之百，营养不良的情况更是高达百分之百，而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同样达到百分之百。此外，女知青中患有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的比例也接近百分之百。更令人痛心的是，知青的非正常死亡率逐年攀升，其中自杀率更是高居各种死亡原因之首。

这反映出全国知识青年下乡生活的惨痛一面。知识青年下乡的真正意义与成效，以及是否应持续推行，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鲁田回忆起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情景，中央领导多次出席并强调必须遵循“既定方针”，坚定不移地走上山下乡的道路，会议因此产生了巨大分歧，最终才艰难地通过了相关决议。

鲁田亦闻此言，近日北京流传着邓小平一句颇具幽默色彩的言论：“我们投入了300亿，却换来三方的 dissatisfaction：知青、家长以及农民均感不快。”鲁田深思，小平同志的这番话语，绝非偶然之举，或许正是这位智慧与勇气并存、历经风雨的老革命家，有意放出的一个含蓄而深刻的试探气球。

应广大知青的强烈呼吁，调查组与知青的见面大会随即在山坡上的露天场地召开。中央调查组的首席领导被邀请至主席台就座，而罢工指挥部的成员则位于台下知青队伍的最前方。

环顾四周，会场的开阔地与坡道上，黑压压的人群中，知青的数目恐怕不下三五万。主席台仿佛孤岛般矗立，被波涛汹涌的知青海洋所环绕。鲁田心中忽然闪过一句古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他踏上讲台，开口说出第一句话——依照规定，将他们称作“青年职工”——台下立刻掀起一片喧哗：“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

鲁田略显焦虑，然而他深知必须遵循中央的指令，以“妥善解决”的方式处理此事。于是，他紧握话筒，耐心而恳切地开导对方，从罢工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谈起，进而阐释中央的决策，力图唤醒众人的理性思考，促使他们保持耐心，共同期待未来的光明前景。

台下的知青已不愿再继续听下去。这时，知青罢工副总指挥，来自北京的吴向东同志登上了讲台，他紧握话筒，刚刚开口说出“北京的首长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姐妹们---”，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哽咽，话音戛然而止，不得不暂停。

舞台下静谧无声。鲁田站在一旁，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吴向东终于开口，声音中带着几分沉重：“我，吴向东，一名1969年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农村的北京知青，今日站在此讲台之上，面对来自故乡北京的首长与亲人，以及那些与我共度十年风雨的知青朋友们，我有几句话要坦白地说出。请各位铭记，这是三十岁男知青对这个世界最真挚的告白。言尽于此，我坚信自己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竭尽全力，以报答众人的信任。”他倾情讲述知青们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与不幸，道出了那一代人心中的真实感受，表达出大家迫切希望重返城市的愿望。最后，他坚定地说：“在我即将结束发言之际，为了维护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之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那些强加于我的‘农场青年职工’虚假身份，我决定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我的抗议！”说罢，他转身面向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袋中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犹豫地划破手腕，鲜血顿时如喷泉般涌出。在众人尚未反应过来之际，这位勇敢的知青带着微笑，缓缓倒在了地上。

警笛声凄厉地划破夜空，救护车疾驰而去，载走了伤员，会场顿时陷入了一片无法平复的混乱。鲁田泪水早已横流，他未曾料想，当前的知青政策竟对知青造成了如此深重且致命的伤害。他心中涌起一股作为刽子手的罪恶感。

亲爱的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台下的知青突然爆发出一阵持续十几分钟的雷鸣般的掌声。

继而，鲁田向台下的知青朋友们坦诚道，他自己亦有两个曾在农村插队的子女。历经多年打压，直至去年方才重返工作岗位。他深知并感同身受知青们的艰辛与迫切渴望，然而，仍需请大家稍加耐心，等待中央进行全面的考量与分批解决……

然而，知青们再也无法忍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等待。一位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缓缓走上台前，突然间跪倒在鲁田的面前，泪水夺眶而出：“伯伯，伯伯，请您救救我们，救救这些不幸的人们……”

女知青的哀哭与话语，瞬间触动台下数万知青的心弦，他们齐声跪伏于地，向台上中央首长倾诉衷情，那悲声震天，仿佛能撼动大地，令天地为之颤栗！

鲁田痛哭失声，泪水横流，无法自抑。凝视着面前那位女知青，以及台下成千上万长跪不起的知青，他深感肩头压力如泰山般沉重，难以承受。

他缓缓将女知青扶起，面朝话筒，语气坚定地说道：“亲爱的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请你们起身。我已下定决心，即刻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将你们的回城愿望与诉求如实反映。”这位长者毅然决然，不惜冒政治生涯中最大的风险，挺身而出，为饱受苦难的知青们发声。

拂晓五点之际，鲁田历经十余小时的长途沟通，面露疲态地重返会场，步上主席台。他手持话筒，嗓音略显沙哑，面向一片静谧的知青群体，诚挚地说道：“亲爱的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认真回答你们的问题。首要之事，我希望所有正在绝食的同志们即刻恢复饮食，停止罢工，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继续革命与生产的重任。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同志们，你们合理的诉求定会得到满足！”

在一片令人窒息的沉寂之后，场馆内瞬间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伴随着疯狂的脚跺声、热烈的掌声，以及激动的泣不成声。众多知青们涌向了绝食的现场，将他们的英雄高举过顶，一次次抛向天际。

首先，务必努力经营农场，力求将知青队伍稳定在农场内部。这虽是基础，然而却是一条难以实现的前提，几乎如同空中楼阁，难以落到实处。

其次，对于需调回城市的申请者，可参照过往处理病退、困退的相关规定进行办理。

第三点，对于城镇职工在退职或退休之后，他们有权雇佣其在农场工作的子女。

第四点，自1979年开始，那些曾于国营农场服役的知识青年，在退伍复员后，将享有返回父母居住地分配工作的权利。

第五点，在城市进行招聘工作时，可酌情考虑从农场调配本市下乡的知青。

第六点，对于从上海郊区前往云南农场的青年，若他们本人有意返回原籍社队，这一请求是可以得到批准的。

1979年二月之初，云南省政府召集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以及昆明等地的相关领导，共同商讨如何具体贯彻国务院颁布的“六条”精神。这一消息迅速在云南垦区的各个农场传开，知青们闻讯而动。不久，一场知青返城的风潮便从云南迅速席卷至全国。

上山下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