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7日，对于姚文元来说，是人生发生巨大转折的一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将他隔离审查。

曾经在政治舞台上风光无限，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的他，瞬间从权力的巅峰跌落谷底。

在此之前，姚文元可谓是“风云人物”。

1931年出生于浙江诸暨的他，大学毕业后就投身宣传文化工作，并在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先后在多个重要岗位任职，从中国作家协会，到上海市卢湾区团工委，再到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以及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

1965年11月，在江青、张春桥的授意和组织下，他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了舆论。

此后，他在“文革”中更是一路“高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担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

1967年初，伙同张春桥、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随后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更进一步，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

他积极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在那段混乱的时期，他的笔杆子成为了打击迫害他人的有力工具，利用“批林批孔”指挥写作班子著文诬蔑重新出来工作的大批领导干部，掀起批“周公”运动，企图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被这些阴谋家所阻挡。

1976年，随着“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行径被识破，姚文元的政治生涯彻底终结。

被隔离审查后，他从高高在上的位置瞬间失去了一切。

曾经围绕在他身边阿谀奉承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审讯室和严肃的审查人员。

在被审查期间，他的态度起初十分强硬，还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事业”，是为了响应“上面的号召”。

但随着审查的深入，面对如山的铁证，他逐渐低下了头。

“我承认我写了那些文章，但是我也是听了别人的指示……”姚文元在一次审讯中，低着头，声音低沉地说道。

审查人员严肃地看着他：“姚文元，你作为一个党员，本应坚守党的原则和纪律，却参与了如此危害国家和人民的阴谋活动，你难道不感到愧疚吗？”

姚文元沉默不语，只是不停地用手搓着衣角。

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一决定让姚文元彻底成为了一个“孤家寡人”，他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政治身份和地位。

从那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活。

在监狱里，姚文元被安排在一个狭小的牢房中。

牢房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简单的书桌和一把椅子。

起初，他非常不适应这样的生活，习惯了发号施令的他，突然要在这方寸之间度过每一天，内心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他常常在牢房里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嘟囔着：“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监狱里的生活规律而单调。

每天早上，狱警会准时打开牢房门，让犯人们出去放风。

姚文元总是默默地跟在队伍后面，眼神游离，不敢与其他犯人对视。

放风结束后，就是一天的劳动改造时间。

姚文元被安排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劳动，比如糊纸盒。

一开始，他笨手笨脚，经常把纸盒糊坏，为此没少受到狱警的批评。

“姚文元，你认真点！这都糊坏多少个了？”狱警皱着眉头，对他说道。

姚文元连忙点头：“是，是，我会注意的。”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谦卑，和曾经那个在政治舞台上颐指气使的他判若两人。

除了劳动，姚文元每天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学习和反省。

监狱会定期组织犯人们学习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一开始，姚文元虽然表面上在认真学习，但内心却并没有真正地反思自己的罪行。

他总是觉得自己只是“时代的牺牲品”，是被别人利用了。

直到有一天，一位狱警在和他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姚文元，你曾经也是一名党员，应该明白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你看看你在‘文革’期间做的那些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多大的伤害？你现在有机会在这里反思，就应该好好想想，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狱警的话让姚文元陷入了沉思。

从那以后，他开始认真地反思自己的过去，每天都会在书桌前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过去的所作所为，确实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我错信了江青等人的谗言，被权力蒙蔽了双眼……”

在监狱的日子里，姚文元的身体状况也逐渐变差。

他本身就患有糖尿病，在监狱的环境中，病情得不到很好的控制。

他常常感到头晕目眩，身体乏力。

狱警们发现了他的情况后，及时向上级报告，监狱为他安排了定期的体检和治疗，还在饮食上给予了他一定的照顾，尽量满足他糖尿病患者的饮食需求。

这让姚文元的内心对狱警们产生了一丝感激。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姚文元对前来送药的狱警说道。

狱警微笑着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要好好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

随着时间的推移，姚文元在监狱里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

他每天按时劳动、学习、反省，生活变得平淡而又规律。

他也不再像刚入狱时那样焦虑和不安，心态逐渐平和了下来。

他开始阅读一些书籍，从书中寻找内心的慰藉。

他尤其喜欢读历史书籍，从历史的兴衰中，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981年1月25日，对姚文元来说又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他进行了宣判，判处他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听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姚文元的心中五味杂陈。

他知道，自己将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二十年，但同时，他也明白，这是自己应得的惩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姚文元在监狱里继续着他的改造生活。

他努力地劳动，认真地学习，积极地配合治疗。

他的表现得到了狱警们的认可，在狱中，他还获得了一些小奖励，比如可以多借几本书阅读，或者在节假日可以改善一下伙食。

时光荏苒，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1996年，距离姚文元出狱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在监狱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姚文元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

他既对即将到来的自由感到兴奋，又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担忧。

他不知道自己出去后，会面对怎样的生活，也不知道家人和社会会如何看待他。

终于，1996年10月，出狱的日子到了。

那天，秦城监狱的几名狱警来到姚文元的牢房，为他办理出狱手续。

姚文元看着狱警们忙碌的身影，心中百感交集。

他缓缓地脱下自己身上穿了十几年的囚服，换上了家人提前送来的崭新中山装。

当他穿好衣服，站在镜子前时，他看到了一个头发因谢顶几乎掉光，脸上布满皱纹的老人，他几乎认不出自己了。

狱警们办理好手续后，带着姚文元来到了监狱厚重的大门边。

伴随着铁门缓缓打开，姚文元忍不住回过头去，打量着这座关押了自己十几年的地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过了半晌，他才转过头，看着狱警，小心翼翼地问道：“我真的能出去了吗？”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不确定，仿佛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狱警冲他点了点头，微笑着说：“是的，你可以出去了。不过回去后好好想一想，以后可不能做那些坏事了！”

姚文元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然后，他深吸一口气，头也不回地朝监狱大门外走去。

此时，监狱大门外，姚文元的家人早已等候多时。

当他们看到姚文元走出来的那一刻，眼眶都湿润了。

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快步走上前，紧紧地抱住了他。

“你终于出来了……”金英哽咽着说。

姚文元拍了拍妻子的肩膀，一时之间，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在回家的路上，姚文元看着窗外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象，心中感慨万千。

他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街道上高楼大厦林立，人们的穿着也变得时尚起来，马路上车水马龙，一片繁荣的景象。

这和他入狱时的那个年代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回到家后，姚文元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

他虽然出狱了，但曾经的罪行让他在社会上饱受争议。

他的名字依然被人们所熟知，每当他出门，总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他的子女们也因为他的事情，在生活中受到了一些影响。

这让姚文元的心中充满了愧疚。

为了维持生活，姚文元开始寻找工作。

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多地方都不愿意录用他。

他四处碰壁，生活陷入了困境。

最后，在家人的帮助下，他找到了一份简单的工作，在一家小工厂里帮忙记账。

虽然工资不高，但他却十分珍惜这份工作，每天都认真地工作，努力地想要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

在工作之余，姚文元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并写下了一本长达42万字的回忆录。

在回忆录中，他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以及自己的内心想法。

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反思，也希望能够给后人留下一些警示。

然而，在姚文元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心结。

他在出狱后，曾经向中央提出了两个要求。

其中一个要求是希望能够恢复自己的党籍。

他认为，自己虽然犯了错误，但曾经也为党做过一些工作，希望党能够给他一个机会，重新接纳他。

但是，他的这个要求被中央一口回绝了。

中央明确表示，他在“文革”期间犯下的罪行严重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恢复党籍是不可能的。

姚文元得知这个结果后，心情十分低落。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都没有出来。

他的家人看着他这样，十分心疼，纷纷安慰他。

“爸爸，别太难过了，你现在能好好生活就已经很好了。”女儿坐在他的床边，轻声说道。

姚文元抬起头，看着女儿，眼中满是无奈和悲伤：“我知道，是我自己犯下的错，我只是……只是觉得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你们。”

尽管心中充满了失落，但姚文元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生活。

他依然每天按时去上班，努力地工作。

他知道，自己必须要为自己的过去负责，要用自己的余生去弥补曾经犯下的过错。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姚文元在平淡的生活中逐渐老去。

然而，在他的生活中，却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有一天，他在上班的路上，突然遇到了一个神秘的人。

这个人走到他面前，递给他一封信，然后什么也没说就转身离开了。

姚文元看着手中的信，心中充满了疑惑。

他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人竟然是他在“文革”期间曾经迫害过的一位老干部。

而在照片的背后，写着一行字…

“你的报应来了。”

姚文元的手颤抖着，他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寄来的，也不知道对方想要干什么。

他的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仿佛有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向他逼近……

姚文元攥着那张泛黄的照片，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照片上的老干部他记得很清楚，是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他亲自批示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原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李建国。

当年，为了迎合江青等人的政治需求，他仅凭几份捕风捉影的材料，就签发了对李建国的批斗通知，导致对方在多次批斗中被打断双腿，妻子也不堪受辱选择自杀。

这些往事，他在监狱里反思时无数次想过，却从未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被重新提起。

他站在原地，盯着照片背后“你的报应来了”那行字，心脏狂跳不止。

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有人不小心撞到他的肩膀，他却毫无反应，满脑子都是这封信的来历。

是李建国本人？

可他记得入狱前就听说李建国在1972年因病去世了。

是李建国的家人？

还是当年受牵连的下属？

他不敢往下想，只能慌忙将照片和信塞进中山装的内袋，加快脚步朝工厂走去，一路上不停回头张望，生怕那个神秘人还在跟踪自己。

到了工厂，姚文元坐在记账的小桌子前，却一个字也写不下去。

他拿出钥匙打开抽屉，将信和照片藏在最底层的账本后面，又反复检查了几遍，才勉强定下心神。

可只要一闭上眼睛，李建国的样子就会浮现在眼前，照片背后的字迹也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

“姚师傅，今天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旁边工位的老张端着搪瓷缸路过，看到他魂不守舍的样子，随口问道。

姚文元猛地惊醒，连忙摆手：“没事，可能是昨晚没睡好。”

老张也没多想，笑着说：“年纪大了就得多注意休息，别太累了。”

说完便转身离开。

姚文元看着老张的背影，心里一阵发虚，他怕别人看出自己的异常，更怕这段不堪的往事被重新翻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姚文元始终处于焦虑之中。

他每天上班都会提前半小时出门，绕着不同的路线走，确认身后没有人跟踪才敢进工厂。

下班回家后，他会把门窗都锁得严严实实，连窗帘都拉得密不透风。

家人察觉到他的不对劲，妻子金英好几次想问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都被他以“工作累了”为由搪塞过去。

这天晚上，姚文元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悄悄起身，从抽屉里拿出那封信和照片，借着台灯微弱的光线，再次仔细查看。

照片的边缘已经有些磨损，背面的字迹是用黑色钢笔写的，笔画有力，能看出写信人当时情绪很激动。

他突然想起，当年李建国的儿子李向阳才十几岁，听说父亲被批斗后，曾多次到上海市革委会门口抗议，还被卫兵打过。

难道这封信是李向阳寄来的？

想到这里，姚文元再也坐不住了。

他穿好衣服，坐在书桌前，开始回忆当年与李建国相关的所有细节。

他记得，当时为了让李建国“认罪”，他还亲自去过大牢提审。

那天，李建国坐在冰冷的铁椅子上，尽管身体虚弱，却始终不肯低头，还对着他怒斥：“姚文元，你这样颠倒黑白，迟早会遭天谴！”

当时他根本没把这话放在心上，现在想来，这句话就像一句预言，在几十年后应验。

第二天一早，姚文元特意提前到了工厂。

他找到厂长，以“身体不适”为由，申请休几天假。

厂长看着他苍白的脸色，没有多问，很快就批准了他的假期。

走出厂长办公室，姚文元长长舒了一口气，他打算利用这几天时间，去打听一下李建国家人的下落，弄清楚这封信到底是谁寄来的。

他先去了当年李建国住过的上海市静安区某小区。

几十年过去，这里已经大变样，原来的平房变成了高楼。

他在小区里转悠了半天，也没找到认识李建国的人。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看到一位坐在花坛边晒太阳的老人，年龄看起来有八十多岁。

姚文元走过去，小心翼翼地问道：“大爷，您知道这里以前住过一个叫李建国的人吗？他以前是上海市教育局的副局长。”

老人抬起头，看了姚文元一眼，眼神里带着疑惑：“李建国？我记得，他以前就住在这附近的平房里，不过很多年前就搬走了。你找他有事？”

姚文元连忙说：“我是他以前的同事，很久没联系了，想问问他的情况。”

老人叹了口气：“唉，别提了，李局长当年可惨了，被批斗得不成样子，后来听说病死在牢里了。他儿子李向阳，当年为了救他，到处找人，最后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姚文元心里一沉，又问：“那您知道李向阳现在可能在哪里吗？”

老人摇了摇头：“不清楚，听说他后来离开了上海，好像去了北方，具体哪里就不知道了。”

从小区出来，姚文元的心情更加沉重，他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李向阳，也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

回到家，姚文元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金英实在忍不住，敲了敲他的房门：“老姚，你到底怎么了？这几天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姚文元沉默了一会儿，打开房门，把金英叫了进来，然后从抽屉里拿出那封信和照片，递给了她。

金英接过照片，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了：“这不是李建国吗？你怎么会有他的照片？”

姚文元坐在椅子上，低着头，把遇到神秘人、收到信件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金英。

金英听完，手也开始颤抖：“那现在怎么办？会不会是李向阳回来找你报仇了？”

姚文元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但当年是我对不起他们家，就算他真的来找我，我也无话可说。”

“可你已经受到惩罚了，二十年的牢都坐了，现在只想好好过日子，难道还不够吗？”

金英的声音带着哭腔。

姚文元抬起头，看着妻子，眼里满是愧疚：“我知道这些年委屈你和孩子们了，但当年我犯下的错，不是坐几年牢就能弥补的。李建国一家的遭遇，都是我造成的，就算现在有什么报应，我也得承受。”

接下来的几天，姚文元没有再出门寻找李向阳，而是每天坐在家里，翻看当年的日记。

日记里，他记录了很多“文革”时期的事情，有他对江青等人的盲目追随，有他对无辜干部的迫害，也有他后来在监狱里的反思。

他越看越后悔，当初如果没有被权力冲昏头脑，没有参与那些阴谋活动，现在也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更不会让家人跟着受牵连。

这天下午，姚文元正在家里整理日记，突然听到敲门声。

他心里一紧，透过猫眼看到门外站着两个穿着便衣的人，看起来像是警察。

他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门。

“请问是姚文元同志吗？”

其中一位中年男子问道。

姚文元点了点头：“我是，你们有什么事？”

中年男子拿出证件：“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件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

姚文元把两人请进屋里，倒了两杯热水。

“你们想问什么？”

他坐下后，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

中年男子说：“最近有人反映，你收到了一封带有威胁性质的信件，还有一张旧照片，是吗？”

姚文元心里一惊，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被公安局知道了。

他没有隐瞒，从抽屉里拿出那封信和照片，递给了警察：“是有这么回事，这是我几天前在上班路上收到的。”

警察接过信和照片，仔细看了看，然后问道：“你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吗？比如那个给你信的人，身高、体型、穿着打扮，还有说话的口音等等。”

姚文元努力回忆着：“那个人大概五十多岁，身高一米七左右，体型偏瘦，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戴着帽子和口罩，看不清脸。他没说话，只是把信递给我就走了，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口音。”

另一位年轻警察在旁边记录着，中年警察又问：“你认识照片上的人吗？或者你觉得谁有可能给你寄这封信？”

姚文元说：“照片上的人是李建国，以前是上海市教育局的副局长，‘文革’期间被我批斗过，后来去世了。我怀疑这封信是他的儿子李向阳寄来的，但我不确定他现在在哪里。”

他把当年批斗李建国的事情，以及自己后来的反思，都详细地告诉了警察。

中年警察听完，点了点头：“我们了解了。你不要担心，我们会尽快调查这件事，保护你的人身安全。这段时间，如果你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或者发现什么可疑的人，一定要及时联系我们。”

说完，他留下一张名片，然后和年轻警察一起离开了。

警察走后，姚文元坐在沙发上，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

但他知道，这件事不会就这么轻易结束。

他拿出手机，翻出女儿的号码，犹豫了很久，还是拨了过去。

“爸，怎么了？”

电话里传来女儿的声音。

姚文元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你最近怎么样，工作忙不忙。”

女儿说：“挺好的，工作还行，就是有点累。您和我妈注意身体，有什么事一定要跟我说。”

挂了电话，姚文元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知道，自己的过去给子女带来了很多困扰，女儿在单位里因为他的身份，一直不敢提自己的父亲，甚至很少和同事说起家里的事情。

儿子更是因为他，在找对象的时候被对方家人反对，直到三十多岁才结婚。

这些年，他一直想弥补家人，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几天后，公安局的中年警察给姚文元打来了电话，告诉他已经查到了李向阳的下落。

“李向阳现在在北京市一家民营企业工作，我们已经联系上他了，他承认那封信是他寄的。”

中年警察说。

姚文元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为什么要给我寄这封信？他想干什么？”

中年警察说：“他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忘不了父亲和母亲的遭遇，看到你现在过得安稳，心里不平衡，所以想给你提个醒，让你记住当年的罪行。他没有伤害你的想法，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不会再打扰你了。”

姚文元听完，心里五味杂陈。

他既松了一口气，又感到无比愧疚。

“谢谢你们，麻烦你们了。”

他对警察说。

挂了电话，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街道，心里做出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姚文元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

他没有告诉家人，只是给金英留了一张纸条，说自己去北京办点事，很快就回来。

坐火车的时候，他一直在想，见到李向阳后该说些什么。

是道歉？

还是解释？

他知道，任何语言在李建国一家的遭遇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到了北京，姚文元按照公安局提供的地址，找到了李向阳工作的公司。

他在公司门口等了很久，直到中午，才看到一个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正是李向阳。

姚文元深吸一口气，走了过去：“请问是李向阳同志吗？”

李向阳停下脚步，打量着姚文元，皱了皱眉头：“你是谁？”

姚文元说：“我是姚文元，我找你有事。”

听到“姚文元”这个名字，李向阳的脸色瞬间变得冰冷：“我不认识你，你找我干什么？”

姚文元说：“我知道你给我寄了信和照片，我这次来，是想向你道歉。当年是我对不起你父亲，对不起你们全家，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但我还是想亲自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李向阳盯着姚文元，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仇恨：“道歉？当年你批斗我父亲的时候，怎么没想过道歉？我母亲自杀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过道歉？我父亲被打断双腿，在病痛中去世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过道歉？现在你坐完牢，出来过安稳日子了，才想起道歉，你觉得我会接受吗？”

姚文元低着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这些年，我每天都在反思自己的过错，我知道我欠你们家的太多了，这辈子都还不清。我这次来，不是想求得你的原谅，只是想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当年的事情，我会用余生来忏悔。”

李向阳看着姚文元花白的头发和满脸的皱纹，心里的愤怒也渐渐平息了一些。

他叹了口气：“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嘱咐我不要记恨任何人，要好好生活。这些年，我一直努力放下过去，但每次看到你的名字，听到别人说起‘文革’的事情，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给你寄那封信，不是想伤害你，只是想让你知道，有些事情，不是时间能抹去的。”

姚文元说：“我明白，我都明白。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我只希望你能好好过日子，也希望你能放下过去的仇恨，让自己过得轻松一点。”

李向阳点了点头：“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说完，他转身走进了公司。

姚文元站在原地，看着李向阳的背影，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他知道，这次道歉虽然没有得到李向阳的原谅，但至少让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在原地站了很久，然后转身离开了。

回到上海后，姚文元把去北京见李向阳的事情告诉了金英。

金英听完，说：“你能这么做，我很高兴。不管别人能不能原谅你，你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就已经很好了。”

姚文元点了点头：“我现在只想好好过日子，多陪陪你们，也多做一些能弥补过错的事情。”

从那以后，姚文元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他每天按时上班，认真记账，下班后就回家帮金英做家务，偶尔还会和邻居聊聊天。

周末的时候，他会去公园散步，看着公园里玩耍的孩子和悠闲的老人，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

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这天，姚文元正在工厂上班，厂长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

“姚师傅，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

厂长的表情有些为难。

姚文元心里一紧：“厂长，怎么了？”

厂长说：“刚才上面来了通知，说你有历史问题，不适合在我们工厂工作，让我们把你辞退。”

姚文元愣住了，他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会因为这个原因失去。

“厂长，我在厂里工作这么久，一直认真负责，从来没出过差错，为什么要辞退我？”

他的声音有些激动。

厂长叹了口气：“我也没办法，这是上面的规定，我只能照办。这是你的工资，还有一些补偿金，你拿着吧。”

姚文元接过钱，心里一片冰凉。

他走出厂长办公室，同事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他低着头，快步走出了工厂。

走在大街上，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

他想起自己出狱后找工作的艰难，想起家人的支持，想起自己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生活，现在这一切都要被打破了。

他走到一个公交站台，坐在长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心里充满了绝望。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女儿打来的。

“爸，您在哪呢？我妈说您还没回家，有点担心您。”

女儿的声音带着关切。

姚文元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我在外面有点事，马上就回去了，别担心。”

挂了电话，姚文元站起身，慢慢朝家的方向走去。

他知道，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不能放弃，因为他还有家人，还有需要他承担的责任。

但他也不知道，这次失去工作后，自己还能不能再找到新的工作，未来的生活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他走着走着，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眼前发黑，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