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23日，两位中年男子一手执红雨伞，悄然现身江西寻邬县罗塘镇。他们装束简单，却神情急切，仿佛赶赴一场非同寻常的约定。等候他们的是两名西装笔挺的男子，主动迎上前，确认身份其中一人问道：“请问二位是否潘汉年和何长工？我们是粤军将领，受陈济棠总司令委托，一直在此等候。”这场看似偶然的会面，其实牵动着当时中国南方复杂的政治格局。潘汉年与何长工均属红军高级干部，居然与粤军高层秘密接触，背后的原因并不简单。

陈济棠的崛起与困局

陈济棠，字伯南，1890年诞生在广西的一个普通农家。1907年，他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并很快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李济深赏识的青年才俊。1925年7月，因李济深提携，被任命为第十一师师长，镇守广东。

三大革命失败以后，陈济棠因积极反共，被蒋介石提升为第四军军长以及西区绥靖委员，从此掌控广东军政，成为名噪一时的“南天王”。随着势力扩大，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也逐渐加深。尤其到了1930年代，这种对立愈发明显。1931年汪精卫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毫不犹豫地支持，并接管了省内的海军、空军，使粤军规模迅速膨胀至十五万，成为广东政权不可或缺的军事后盾。

蒋介石心存忌惮，对于陈济棠日益坐大格外警惕，多次试图通过军事或政治手段削弱其影响。1930年底，蒋介石命陈率军入赣对红军作战，实则希望借此消耗陈的兵力；陈济棠对此并不积极。另外，蒋还采用软禁胡汉民等政治手腕刺激两广军阀反对自己，最终双方的矛盾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为自保，陈济棠加强整军，经武养兵，同时对蒋的“剿共”要求敷衍应付，试图把中共和红军变成自己的“屏障”。

毛主席敏锐的战略判断

陈济棠与蒋介石的分歧，毛主席早已捕捉到。他认为，这一矛盾为中央苏区带来了重要机会。毛建议充分利用敌对派系之间的分裂，在大革命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他致信红军高层，主张调整作战方向，不再孤注打击两广，而要追求分化与联合。

对于蒋介石对陈济棠的种种牵制，比如委任陈为南路“剿共”总司令、派李玉虎部监督，其目的是保障自身利益而非彻底清除红军。在实际操作中，陈济棠不愿为蒋所用，反倒考虑与红军达成妥协。毛主席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向粤军推行统战工作的契机。因此，他与朱德联合发表《告白军官兵书》，呼吁粤军停战，并建议双方互派代表，订立抗日同盟。周恩来也在《红星报》发表专题文章，加强对粤军统战的宣传攻势。

红军这一系列努力，逐渐改变了陈济棠的态度。他感受到红军诚意，也发现彼此在反蒋和抗日上有共同利益，遂有与红军议和之意。为促成停战，毛主席指挥下的彭德怀和林彪合力攻击大庚，令粤军余汉谋部损失惨重。在经历惨烈的三昼夜鏖战后，粤军溃退，陈济棠更加倾向于避免与红军正面交战。这一变化为双方之后的秘密谈判打下基础。

协议的达成与现实考量

尽管红军希望与粤军合作，党内对此仍有分歧。博古、李德等人对陈济棠存疑，但毛主席、周恩来等坚持推动。双方决定在赣粤交界的寻乌罗塘镇秘密会晤。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与粤军将领就停战、情报互通、解除封锁、互通商贸等议题展开谈判。为防走漏风声，协议只作代表个人记录，双方随后向各自最高层报告，并迅速推动协议落实。

协议中“互相通商”一条，引发不少疑问。苏区物资短缺、财政窘迫，似乎难以对粤军有吸引力。实际情况却另有原因粤军觊觎的，是赣南丰富的钨矿资源。

钨矿背后的经济底牌

钨，作为一种高熔点稀有金属，被广泛用于制造枪械和灯丝。赣南的钨矿储量为全国之最，被民间誉为“仙石”。20世纪初，赣南两大钨矿为外资所控，通过掠夺性开采将钨矿大量外运。红军入赣后，这些企业主弃矿而逃，红军便接管并成立“中华钨矿公司”，实行统一开发与管理。

在毛主席的整体部署下，毛泽民担任公司经理，对钨矿的开采、收购、加工实施科学管理。他们改进操作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使钨砂产量较上年剧增四倍，极大丰富了苏区财政。毛主席对此颇为欣喜，认为拥有钨矿，革命的物资保障就不成问题。

艾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曾描述过苏区“红色钨矿”的兴旺景象。据当时记载，仅1933年苏区的对外贸易额就突破1200万元，钨矿成为冲破国民党封锁的重要经济命脉。红军通过钨矿与粤军的交易，使苏区财政收入大增，采购武器、药品等急需物资，为对抗“围剿”奠定基础。

协议后的军事博弈

协议达成后，陈济棠在蒋介石针对苏区的连续“围剿”中采取了消极策略。他出兵有诸多顾虑：既怕红军绵延作战拖垮粤军兵力，又担心蒋介石乘虚袭击广东本地。赣南红军有效牵制蒋军，使广东得以保持稳定，陈济棠认为放任红军存在利大于弊，因此行动上多尽拖延，而非积极参与“围剿”。

1934年10月，红军准备离开瑞金，踏上长征旅途。蒋介石命令陈济棠切断红军退路，陈却暗中授意让出通道，使红军顺利突围。之后蒋再次勒令加强防线，陈济棠则对部下公开声明与红军互不干涉，只要不袭击粤军便不得开火。据何长工回忆，当红军通过防线，不仅未遭阻击，反获赠1200箱步枪子弹，于1934年11月突破蒋介石部署的防御圈。

为避免日后被蒋秋后算账，陈济棠在红军离开后自行销毁谈判记录，并要求下属装样子“追击”，实际只是虚张声势而已。蒋介石身边的晏道刚对此大为不满，讽称粤军的堵截和追击只是做做样子。

陈济棠的选择与红军的策略

陈济棠之所以主动为红军开路，与其自身处境密切相关。他与蒋介石互不信任，蒋多次利用地方军队和相关人事掣肘粤军。陈济棠依靠李济深、桂军的支持才得以在广东立足。另“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下，蒋介石乐于消耗地方实力派，于是形成了彼此防范、勾心斗角的格局。

毛主席准确把握了这种内部分裂，通过主动统战让陈济棠看到与红军合作的益处，同时也使对方在反蒋过程中寻求与红军结盟的可能。从军事利益出发，陈济棠并不愿与已在江西、井冈山站稳脚跟的红军硬拼，转而寻求和谈以保存实力。

毛主席领导的中共中央，经过深思熟虑，接纳了与陈济棠的有限合作。在实际行动中，这种策略既没有背离党的基本纲领，也成功利用了敌方内斗，为苏区保存了力量并实现了既定目标。张闻天曾指出：“我们从未放弃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来实现根本任务的每一个机会。”当国民党内部出现愿与中共在反蒋上妥协时，中共显然不会错过这一有利条件。

后续波澜与历史评价

红军开启长征后，蒋介石决心清洗陈济棠，于是陈兵广东边界，伺机动作。1936年胡汉民去世后，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起抗日旗，组织“抗日救国军”，发动“两广事变”。

此时中共中央已在陕北立足，对两广动向极为关切。1936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宣言，肯定了两广事变，并号召联合所有抗日派别。毛主席还亲自派员赴两广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可惜受到地方粤军余汉谋等突然投蒋影响，两广事变最终未果，陈济棠亡命香港，中共与之进一步合作未能实现。

1950年，陈济棠受蒋介石打压赴台，1954年病逝于台北。1980年，陈济棠之子陈树柏应邀回国，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邓小平公开肯定陈济棠治粤八年的功绩，让陈树柏深感意外与欣慰。

参考资料：

《人民政协报》：《毛泽民主持开发苏区稀有矿藏，壮大钨矿产业规模》

《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4期：《长征前夕中央与陈济棠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