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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亡，本就像一本悬疑小说，其复杂程度远超之前的任一王朝。可是近年来，由于对明末党争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都认可了“明亡于党争”这个结论。

原本来讲，“明亡于党争”并没有错，但晚明之事纷乱复杂，事事又都和人分不开关系。而党争的核心要素就是“人”。按照这个逻辑，从嘉靖开始，一直到永历帝被杀，一桩桩一件件事情，哪一样不能和党争攀扯上关系？

因此，倘若只用“党争亡国”作为最终结论未免有以点概面之嫌。

回顾1644 年（崇祯十七年）前后那段历史，有两个问题反复浮现，格外引人注目。透过这些问题，我们得以洞察明朝自始至终面临的两大严峻困境。

其一，是文武官员之间始终难以达成统一与协调。这种不协调的局面逐渐演变成对军人的轻视与贬抑。在明朝的政治生态中，文官集团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武官的地位和话语权相对较弱，这使得军事行动和战略决策常常受到掣肘，无法形成高效的合力。

其二，大臣们在如何有效辅佐皇帝这一关键问题上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他们一方面要遵循传统的政治伦理和规矩，另一方面又要应对复杂多变的朝堂局势和皇帝的个性需求。在这种矛盾与挣扎中，大臣们难以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导致朝廷的决策和执行常常出现偏差，影响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1）

在明代的大部分时光里，这两个问题看似各自为政，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存在着，仅仅在少数几个关键问题上才出现交叉重叠。然而，到了南明时期，局势急转直下。

当时，武装力量能否维持、皇权能否实现有效统治，都到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就在这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这两个问题却依旧紧紧纠缠在一起，如同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它们的纠葛，对勤王大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让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南明政权更加岌岌可危。

与这类问题紧密相连的，是文官集团长期小心经营、不容他人染指的绝对优势地位。在明代，这个文官系统相较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自负、自大。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思维定式和权力体系中，听不进不同的声音，拒绝一切变革。可最终，这种自以为是却将他们自己推向了灭亡的深渊，也为明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太祖建国，年号“洪武”。至少在洪武朝前期，朱元璋可谓是完美契合了“武”这一名号所蕴含的特质。他政治上精明强干，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力；军事上更是谋略过人，水陆作战皆精通。凭借着这些卓越才能，他一路披荆斩棘，将蒙古人逐出中原大地，又成功击败国内那些妄图与他争权的敌手，建立了稳固的统治。

在朱元璋的后裔里，能与他这般成就相提并论的，唯有他的第四子成祖朱棣。15世纪前夕，成祖发动内战，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开启了属于他自己的时代。然而，他在问鼎天下，三征蒙古之后，也选择了父亲一样的道路，那就是打压武人。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响应“永乐”这一年号。

有人说，朱元璋杀武将、功臣只是为了防止他们居功自傲，毕竟朱允炆年经，镇不住。但诸位可曾研究过明朝的卫所制度？

朱元璋曾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这毋宁说，他所追求的是减轻一般人的兵徭负担。所以他并不希望尚武精神在普通民众中植根和传播。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条意义重大的祖训应运而生：军人身份实行世袭制度，这一制度将军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的身份鲜明地区分开来。要知道，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价值观念中，世袭制已逐渐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理念——依据个人才能来授予威望、身份、特权以及其他各类奖赏。

明代军人组织的世袭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无论是普通兵士还是军官，他们都源自那些永久隶属于军籍的“军人家属”，也就是军户。军户们肩负着特殊使命，为了能随时应对征战需求，准备好充足的给养装备，他们要耕种国有性质的军垦土地，即军屯。平日里，他们就在所驻扎的战略要地——卫和所，接受统一编制与严格训练，时刻准备奔赴战场。

其二，当时存在着一批军事贵族，也就是勋臣。他们拥有诸如公爵、侯爵、伯爵等永久性的尊贵头衔，这些头衔都是皇帝基于他们立下的特殊功勋而赐予的。这些勋臣通常担任着五军都督、京营提督等高级职务，地位显赫。更为特殊的是，他们的贵族头衔（能够世袭传承，代代延续。

（2）

明帝国从开拓转向内敛如果说还只是一种时代趋势，那随着英宗朝的巨变，则逐渐走向了以文抑武，不可逆转的道路。

不必多说，这便是“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发生后，于谦与太后力排众议组织起北京城保卫战。战后，因功，于谦受到景帝的重用。一方面囿于当时的背景，另一方面也因为文人骨子里对武人的不信任。于谦便开始着手军制改革（有关此事可参考拙作：于谦对明朝军制有什么样的影响？）。此后，尽管英宗复辟，但于谦所留下的“遗产”却被后来的内阁们所继承。

于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军屯制与卫所制两方面，连带军事贵族身份制都令人惊异地退化了，因为文职官员，特別是兵部官员，逐步控制了军事要务。

至于那些被文官屡指为娇生惯养、无能“纨绔”的军事贵族，成了遭鄙视的异类群体。多数声名显赫的勋贵世家在太祖、成祖两朝建立，但中期以后便鲜有新册封，该体制愈发不合时宜。

尽管勋贵们永享朝廷赐予的高贵身份，权势和威信却逐年递减。以五军都督府和京营的演化最为典型，二者本为高级军事贵族专属，却渐趋服从兵部节制，且职权衰落还体现在受宦官和文官侵蚀上。重要军事职务的指派权，也落入非贵族军人——通过武举考试的武举人、武进士之手。

相比于勋贵的没落，最惨的还是明朝猥琐的士兵们。

到了明朝中期，由于财政安排上的不当举措，再加上文职官僚的敷衍塞责与轻蔑态度，让底层军户的生活状况和士兵的服役条件急剧恶化，恶化程度之深令人咋舌。

物质上的极度匮乏，进一步加重了世袭军人身份所带来的社会耻辱感。在这种困境下，私自脱离军籍、在服役期间偷偷逃跑，还有虚报冒领军籍名册上的名额，这些现象屡见不鲜，成了家常便饭（万历、天启年间的辽东此现象最为明显）。如此一来，驻军的实力大幅下滑，远远低于原本计划的规模标准。

而那些剩下的士兵，也常常被安排去做非军事性质的工作。他们有的去搞运输，有的去搞建筑，甚至还要充当军官的私人仆役，完全背离了他们作为军人的本职。譬如，李成梁打仗主要靠自己的家丁，干杂活，做买卖倒是想起了卫所的兵丁。

为了弥补世袭军屯制存在的漏洞，朝廷设立了全民皆兵的制度，也就是“民兵”和“民壮”制度。然而，这一制度要么因为招募不到足够的人员而无法有效推行，要么就在各地文官的暗中操控下变了味。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个制度设立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增加军队的人数，而是成了文官们榨取额外税收的手段。

或许有人会说，文官们如此操作，朝廷为何会允许？

原因很简单，这些税收增加了国库收入。在一条鞭法施行后，以征银代徭役更成为明朝户部岁入的正宗。看过《大明王朝1566》的人都知道一个经典场景，嘉靖帝朱厚熜说：“朕的钱！他们拿两百万，朕拿一百万，朕还要感谢他们。”这样分钱，皇上确实有意见，但假如税收上来的钱，皇上分两百万，文官们分一百万，皇上是不是就会睁只眼闭只眼呢？

崇祯十年，有官员提议恢复民壮制，可廷议刚刚提出便遭驳斥，理由便是朝廷现在的税收逐年减少，军费越来越多，根本不能将停掉任何一项正入了。但吊诡的是，这些钱，本来就榨取自军户。现在让军户拿钱去募兵替自己保卫国家，荒诞不荒诞？

卫所溃烂成这样，朝廷也没有法子。于是，无数的地方自保组织建立起来，以对付各种“流寇”。但是，他们既没有得到来自中央的协调，也没有被利用进行地区性防御，而只能严格用于自卫。这样的“团练”，除了因为侥幸击杀了李自成外，几乎毫无作用。因此，他们不能像曾国藩的湘军那样剿灭李自成、张献忠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3）

明万历晚期，国事糜烂；到了天启、崇祯那更是多事之秋。因此，当现役士兵和丁壮的数量无法满足军事需求时，政府无奈之下只能越发依赖雇佣兵，也就是“募兵”。随着雇佣兵队伍不断扩充，相关开支也日益增长，明朝的国库和后勤部门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几乎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

前文讲过，卫所士兵的待遇相当差，但和那些常被拖欠军饷的屯卒相比，拖欠军饷的佣兵危险性更大。屯卒大多有家可回，有牵挂、有退路；可佣兵多来自社会上流离失所的人群，他们根基薄弱，不少人还是冒险者。一旦他们被武装起来，接受了军事训练，却不能及时得到粮饷，就会把反叛和掳掠当作理所当然的事。要知道，当初招募他们可是为了保护百姓，结果却适得其反。

随着兵变、暴乱以及其他社会骚动越来越频繁，招募勇猛善战之士变得越发容易，只要给足饷银就行。但对这些士兵进行训练和管理，却成了难上加难的事。战地指挥官为了维持兵员数量，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这就导致半私有军队的出现。面对这些性情暴戾、难以管束的士兵，用安抚的办法往往比用严格的军纪约束更有效。

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朱仙镇之战后的左良玉。虽然自称拥兵八十万，但实际都是些只会劫掠百姓的兵痞。左良玉在弘光朝廷建立后尾大不掉，但一听说战败的李自成朝着武昌而来，吓得他是打着“清君侧”幌子，连夜卷铺盖走人。其实，很多时候连左良玉自己也头疼这群士兵。所以《明史》也说：“（左良玉）军容虽壮，法令不复相慑。”

（4）

明朝中期，曾作为“中国第三条边界”防御关键的海防设施——东南沿海的海防能力，以令人瞠目的速度急剧下滑。要知道，明初时海上力量曾蓬勃发展，如今却与那时形成了天壤之别，局面完全逆转。

到了16世纪中叶，倭寇侵扰愈发猖獗，东南沿海的海防形势也跌入了悲惨的谷底。为应对这一严峻局面，朝廷紧急招募了特别部队，还搭建起全新的指挥组织架构。

在这场与倭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朝廷里最能干的将军戚继光挺身而出。他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再次成功制止了倭寇的掳掠行径。而他能取得这样的战果，得益于他“实练新军”，打造了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劲的军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朝廷并未重视戚继光积累的宝贵经验。到了崇祯年间，中央政府在沿海地区已无计可施，只能依靠招安海寇这种无奈之举，才勉强维持住沿海表面上的和平。

也正因明廷军事走向没落，儒家思想要么遭受谴责，要么被拿来调侃。

从消极的方面看，那些善于交际、长袖善舞的儒家官僚学者，被指责把持着重要官职，致使许多务实、有才干且勇敢的人才被埋没。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儒家官僚学者的作为，让国家变得脆弱，易受夷狄的侵略。

但从积极的层面讲，儒家官僚学者又被赞誉为以文制武的群体，他们凭借协调的智慧，在“文”与“武”的较量中让协调技艺盖过了角力技艺。

明朝官员把战争当作应对各种问题的终极手段，在他们眼中，诉诸武力就等于承认文治的失败。所以，他们高瞻远瞩地主张，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暴力来维持社会秩序。即便战争不可避免，他们依然认为“战争太过复杂，不能任由武人擅自处理”。正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

明朝本应拥有一支强大的，足以维护地区稳定的武装力量，可在官场运作中，他的军事力量不仅处处受制于文职衙门，还被折腾得没了实际效用。武人不仅要听从文官的统辖，地位更是一降再降。将士们本应在这共同的事业中，得到如同低级伙伴般的尊重，可现实却是，他们遭受的尽是忧虑、猜疑和厌恶，毫无尊严可言。

以至于弘光一朝，武人与勋贵一朝得势，便骑在文臣身上“撒尿”。譬如，刘孔昭等人当庭大骂文官，甚至拿着刀在朝堂上追着张慎言跑。由此可见，这群武人对文官集团的恨。

所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批判道：“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节制，与兵士则离而不属。是故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势不可叛！”

主要参考书目：《顾诚明清史文集》、司徒琳《南明史》、《明史》